我从1984年开始写评论到现在，感觉这么多年舆论环境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时评的广泛出现，说明社会民主、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界人士都能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过去可能连一个交警都不能批评，现在连中央各部委、各地的政策都可以充分讨论。时政评论特别是政府公共政策的辩论，基本上放开了，这是社会的进步。

　　过去党报的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本报编辑部文章，大多代表党委发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有带个人色彩的评论出现。这些个人评论符合国家大的方针、政策、路线，但可能批评某个具体问题。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话题基本上就没有限制，像经济、法制、社会领域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死刑应不应该废除、贪官应不应该免死，都是可以辩论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体的观点、某项具体公共政策，党报都可以呈现不同的观点。

　　在各种评论中，党报评论有所侧重，话题范围、立场与消费类、时尚类媒体当然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党报评论更多是上传下达、沟通官方和民间，把执政党理念向老百姓阐述，同时也下情上达，给公民一个表达的机会。党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不应该把这两种对立起来，或者功能单一化。讲贴近原则、密切联系群众，都是双向的。

　　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也可以写得有感染力、说服力，这要看写作水平。事实上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是互动的。十七大报告里面很多新的提法，就是学者先提出来的，十七大报告借用了，采纳了，说明达成了社会共识。比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就是一些学者先提出来的，十七大报告采纳了。不要把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对立起来，要在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

　　写评论发表观点，当然希望有影响力，但是意见领袖不是自封的。我把自己认为对的观点表达出来，你可以反驳，在辩论、讨论中大家得到互相启发，慢慢形成共识。就像在辩论游戏中，要调动所有的思想资源来驳倒、说服对方。谁说的言之成理，被广为接受，才成为意见领袖。时评作为公民社会践行表达自由的载体，本身应当是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它的基本要求，见解独特，振聋发聩、启人心智是它的追求。

　　对于党报评论来说，能把官方话语与自己的话语兼容起来是最好的，讲政策性的东西，但不是照抄照转，能讲出一些有新意的话，这是“三贴近”原则要求的。党委政府要传达立场、精神，但也不希望是生硬灌输，语言要生动活泼。在能够完成职务行为的同时，又能融汇个人见解，保持个性风格，这是比较难的，好的党报评论员就在于这里。

　　（杨 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