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没有完结的诽谤案。因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的8名村民被公诉并判诽谤罪。在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再次认定诽谤罪成立，其中6人被不同程度加刑。被告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再次裁定发回重审。随着省委督察组的介入，事情发生突变。公诉机关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申请撤诉，8人被取保候审，并被要求在没有“赔偿决定书”的情况下接受国家赔偿。但其中的6名村民表示，拒绝接受不明不白的赔偿。

　　“因言获罪”的底线

　　正在退化

　　■杨 涛（江西）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司法沦为权力附庸的地方，“因言获罪”的诽谤罪时时都会发生，公众对此已经有些“审丑疲劳”。但沁阳诽谤案的“看点”在于，它昭示着“因言获罪”的底线正在退化，公民的批评权、举报权正接受着严峻考验。

　　有关利用诽谤罪名来打击报复批评者、举报者的案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好些，比如谡山诽谤案、西丰进京抓记者案、王帅诽谤案等。这几起所谓的诽谤案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本属于自诉的诽谤案，以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为由，作为公诉案件来处理。此外，所谓的诽谤对象要么是县委书记（谡山诽谤案和西丰进京抓记者案），要么是当地政府（王帅诽谤案）——这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俨然是一方诸侯，借助司法权力来打击报复批评者、举报者在所难免。

　　不过，在曹县诽谤案中，我们居然看到，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的名誉也成了“国家利益”，此案也被当作公诉案件。从县委书记的名誉被认为是“国家利益”，到镇党委书记的名誉被当作“国家利益”，我们看到“因言获罪”的底线正在退化。在沁阳诽谤案中，我们又无奈地看到，仅仅因为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8名村民就被当地司法机关以诽谤罪治罪，也就是说，村支书的名誉也被当作“国家利益”。这意味着，“因言获罪”的底线从县委书记退化到镇党委书记，再进一步退化到村支书，但凡有点权力的官员哪怕是村官，也可能借诽谤罪来打击报复批评者、举报者。

　　“因言获罪”的底线正在退化，这充分说明，只要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公民的批评、举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就会遭到侵犯。而且，权利退一尺，权力就会进一丈，最后，“因言获罪”将无底线可言。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胡良平（湖北）

　　沁阳诽谤案被“否定”了，当然，这是在省委督察组的介入下才出现的峰回路转。于是，公诉机关申请撤诉了。对此，按程序来说，相关方面应先作无罪释放的判决，并对之前的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同时，因之前的错误判决导致几名村民被羁押（最长的500多天，最短的200多天），应当下达“赔偿决定书”，然后兑现赔偿。

　　然而，几名村民并没有看到此案的定性文书，对赔偿之事更是稀里糊涂。钱固然很重要，但讨个明确的“说法”更重要，就像秋菊打官司。看来，有关方面并没有按程序处理好该案，他们为了尽早息事宁人，为了遵从省委督察组“要做好当事人的工作，以防止新的不稳定因素发生”的指示，于是大刀阔斧地“简化”程序而直接跳到最后一步——执行国家赔偿。

　　更可怕的是，案子虽已撤诉，几名被告却只是处于一种“取保候审”的状态，严格来讲仍然是“戴罪之身”。也就是说，该案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按说，案件既然要撤销，被告就应该被无罪释放，而不存在什么“取保候审”，这是个法律常识问题。依我看，如果说之前的错判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么如今的纠错同样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别以为农民不懂法

　　■张西流（湖北）

　　总有那么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习惯于认为农民不懂法，想抓就抓，想判就判，即使抓错了判错了，赔几个钱就了事。然而，河南沁阳的几名村民用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证明：农民并不都是法盲。

　　毋庸置疑，相对而言，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公权机关执法犯法、任意宰割农民的理由。几名村民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也许在举报形式上操作不当，但动辄就以诽谤罪论处，显然是公权把法律抛在一边，执法者在施展个人权威。

　　在省委督察组的干预下，当地权力机关终于停止了错误的表演。原以为花几个钱就可以“买错”，岂料受屈的几名村民决不接受这个不明不白的“国家赔偿”——既然公权机关承认错了，那就要给我们一个清白的说法：错在哪些？为什么要犯错？犯错者该受何种处罚？

　　这无疑给当地公权机关出了一道难题。解开这道难道，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浮出水面，比如有没有官官相护、钱权交易？不然，当地公、检、法等公权机关怎么会为检举村支书这件芝麻小事去犯错误呢？

　　此案告诫公权机关，别以为农民都是法盲，在普法教育不断深入的今天，再想用非法手段忽悠农民，显然是行不通了。

　　你还好意思提党性

　　■周士君（河南）  

　　负责处理这起诽谤案的沁阳市某名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沁阳没有办过国家赔偿，目前我还不了解国家赔偿的正规手续。”他表示：“我以党性保证公正处理这件事！”

　　动辄以党性担保，并非这名官员的发明。几年前，天津发生“法官殴打律师事件”，当事法官王某同样信誓旦旦地说：“我是党支部书记，我的党龄有28年，我可以以我的党性保证我没有打人。”后来事实却证明他确实打人了。

　　何谓党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如此严肃而神圣的个性品质，是共产党人终身孜孜以求也未必能达到的一种政治境界和终极目标，可如今一些人仿佛觉得自己的纯正党性与生俱来，抑或真的早已达标。要知道，一名党员的党性纯不纯，是否达标，既与其党龄长短无关，更与其官帽大小无涉。

　　就沁阳诽谤案而言，诽谤案属自诉案件，何需劳驾当地检察机关公诉？此为不合法；一审后村民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竟然追加处罚，令“上诉不加刑”的法治原则完全落空，此为违法。如此执法犯法，不都是在这名官员的领导之下搞出来的荒唐和不公吗？那时你的党性何在？为何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呢？如今，面对省委督察组的介入，你突然间想到了党性，要以党性担保公正，如此廉价的担保能蒙混过关吗？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从来都不相信任何廉价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