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陈苏 戴群 吴梦诗
钱塘江的潮水，千年来奔涌不息，将浙江一分为二，自南宋以来，文化江河也分野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
江之东，是“贵专家”的浙东学派，以事功经世名扬天下；江之西，则是“尚博雅”的浙西之学，以辞章义理浸润人心。
“浙西之学”扎根市镇烟火，融于耕读日常，既深植朱子理学的正统，又因水陆交汇的地理而生发出“诗性文化”与“务实精神”，以杭嘉湖平原为核心，嘉兴地处江浙要冲、太湖之滨，成为“浙西”三府之一。
12月6日，“浙西文化在嘉兴——‘博雅辞章与地方文脉’”文化传承交流活动在海宁周王庙举行，通过学术研讨、雅集对话与数字化呈现，聚焦“浙西文化的历史存在、当代价值与创新路径”这一核心议题，各地学者专家围绕“浙西儒学、浙西文学、浙西地方历史文化”展开讨论，让厚重文脉可触可感。
〖 “浙西”文化DNA 〗
“浙西”根脉深处，是一代又一代学者持续深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注解，滋养着一方水土的根与魂。
浙西文化的根系，深植于杭嘉湖独特的地理与历史层积之中。浙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为吴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吴越文化的交织，为浙西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孕育了浙西人外柔内刚、崇文重教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格。
历史的地理分野，为浙西文化划定“版图”：从东汉地域分野到南宋“两浙西路”定型，再到明清“大浙西”“小浙西”概念的演化，杭嘉湖始终是浙西文化圈的核心。杭嘉湖平原的水网，不仅是地理的血脉，更是文化的经络，连接起运河沿线的市镇码头，也沟通了南北的思想。
经济富庶、社会安定，为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提供了温床，也为浙西文脉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者何俊指出：“自南宋定都临安，政治文化中心南移，为整个浙西地区带来了根本性转变。这不仅仅是学术资源的汇聚，更沉淀出一种注重积累、传承与雅致生活的文化气质。”中国古代民间收藏第一人项元汴的项氏家族就是随宋室扈跸南渡，定居嘉兴，诗书传家，自宋至清初出了十余名进士，文脉昌盛。
浙西文化的“博雅”气质在元明时期更具普遍性，成为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面相，及至清代，在诸多领域结出硕果。如朱彝尊的经学考据、陆陇其的理学阐述等，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科技考证等，方法上趋于精密。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更为浙西文化构筑了坚实的社会网络与传承机制，尤见于世家大族的代际接力。
秀水朱氏从明万历状元、户部尚书朱国祚以“清慎勤”立下家训，到曾孙朱彝尊在明清鼎革的巨变中，于南湖之畔构筑“曝书亭”，编纂《词综》，领袖浙西词派，提倡“清空醇雅”，家族的精神气质在时代的风雨中被淬炼、被持守。
朱氏并非孤例。嘉兴的张氏、钱氏、陆氏等家族的家训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是共同的律令。他们通过姻亲、师友、同窗联结成网，家藏万卷书，使“博雅”学风得以自我强化与代际传递。所谓“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非虚言也。嘉兴大学浙西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张猛指出：“嘉兴学脉的核心特质正是传承朱子学。当地望族流传下诸多经典家训文献，共同编织了一张以‘耕读传家’‘德业并举’为核心的道德与知识谱系，使理学精神从书斋渗透到日常，成为塑造地方文化性格的基石。”
〖 “博学”的争鸣 〗
嘉兴水网交织的地理，孕育了浙西儒学最生动也最富张力的形态——这里不仅是朱子学南传的重镇，更是心学的早期摇篮，两种声音在此碰撞、交融。
这场争鸣的序章，始于南宋。当生于嘉兴的宋孝宗赵昚将治国方略悄然偏向理学“内圣”之道，当崇德状元宰相赵汝愚引朱熹入朝、使其短暂实现“得君行道”理想时，朱子学借庙堂东风，在嘉兴乃至浙西播下种子。
然而“庆元党禁”的寒潮骤临，朱熹退出朝堂，崇德士子辅广在众人畏祸散去时，于庆元元年（1195）及次年两次奔赴朱熹避居地福建问学，陪侍困顿中的老师。那句“惟汉卿风力稍劲”的感慨，奠定了朱子学在嘉兴传承的凛然风骨。
归乡后，他著书立说，筑传贻堂，授徒讲学，董槐、黄震等名儒皆出其门下，渐成“潜庵学派”。此后，“传之先儒，贻之后学”的弦歌在此后七百年间未曾断绝。与此同时，朱熹大弟子黄榦在石门创设书院、嫡传弟子方谊在嘉兴城中讲学，朱子学脉通过这些坚实的谱系，从庙堂高论化入市井烟火，深深扎根嘉兴这片水乡土壤。
思想在交汇与辩难中愈发璀璨，嘉兴儒学也非朱子一花独放。
朱熹认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主张“即物而穷理”，早在朱熹构建其宏大体系之前，盐官（今海宁）人张九成已发出迥异的声音。他虽师承开创理学的二程（程颢、程颐）弟子杨时，却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将朱熹以形而上学为主的理学体系进一步引入心性修养与礼治实践的视野。
在张九成家乡举行的这次“浙西文化在嘉兴”文化传承交流活动，张九成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嘉兴大学杨文臣认为应该重估张九成儒学思想的价值，青海师范大学郑旖旎认为作为“洛学南传”关键人物，张九成对经学的阐释，对两浙心学有奠基意义。
学界普遍认为，张九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肇始之一，也是南宋浙学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张九成也因援佛入儒，被朱熹视为洪水猛兽。
“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天杰主旨发言指出，“因为张九成是由洛学转出为心学的关键人物，二程—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这一谱系当为朱熹对于南宋心学传承的认识。”朱熹围绕张九成《中庸解》作了多达五十二条批评，攻击其心学，“最终实现将张九成从洛学，乃至道学的谱系中清理出去的目的”。
张九成得到当时文人，特别是浙东文人的推崇，对陆学及“永嘉学派”的兴起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然而，随着朱熹学术权威的确立，张九成的著作大多遭毁弃，残缺不全。这场跨越时空的“朱张之辩”，展现了嘉兴文化的包容性：既是程朱理学南传重镇，也孕育了心学的早期萌芽。在嘉兴，儒学延续着这两条传承脉络。
明清易代之际，家国巨变将浙西儒学推向一个高峰。
在嘉兴尤其是“黄辅”传承的桐乡，朱子学说代代相传，卫富益、俞镇、鲍恂、程本立，面对明亡清兴的鼎革之痛，嘉兴出现张履祥与吕留良这对挚友，将救世济民的希望，重新锚定在程朱理学的“实学”之上。
张履祥作为晚明大儒刘宗周弟子，在清初最早提出尊朱辟王、重新重视程朱理学，对清代阳明心学转到朱子学起到很大作用，史称为“朱熹后一人”；吕留良痛感“道统不明”乃祸乱之源，斥王学近禅，高呼“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倡导“通经博古”“经世致用”；受张吕影响的平湖人陆陇其主张尊朱辟王，成为清朝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儒学家，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
嘉兴儒学的血脉中始终流淌着自张九成以来便有的独立与反思精神。
嘉兴受阳明心学影响，产生大批心学后学。张天杰在发言中指出，平湖天心书院为浙西王学活动中心；海盐人董澐、董穀父子是王阳明最重要的浙西传人；嘉善人袁仁、丁宾是王阳明弟子王畿学生，特别是袁仁之子袁黄深受心学影响，倡导“功过格”，是知行合一的典范；海宁人祝渊、陈确都是著名心学学者。
与张履祥同出刘宗周之门的陈确，也是本次文化传承交流活动学者关注的焦点。他公开同宋明理学唱反调，批判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说教，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来，张天杰认为，“陈确对宋明理学人性论的批评，在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张九成的“心本”初创，到陈确的大胆质疑，从人性论的角度发展出独特的心学，这条隐伏的线索，与主流的朱学传承并行不悖，共同塑造嘉兴儒学务实而又灵动的复杂面相。
〖 “博综”的丰茂 〗
当清代学者章学诚以“博综贯串，具有依据”八字评点朱彝尊时，他勾勒的不仅是某位学人的肖像，更是整个浙西学风的精神轮廓。
“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这句章学诚的话被很多学者引用，“不少人由之推论：浙西重艺文、浙东重学术。但实际情况是，清代浙西的学术繁荣不在浙东之下。”嘉兴大学浙西文化研究中心马腾飞、富世平在主旨发言中论述了“博综贯穿”的“浙西之学”的复杂面相，详细阐释了近世浙西学人三大学术偏好。
这三大偏好，在嘉兴表现得尤为明显。
“浙西之学”的博综植根于一片“书海”，形成嗜典籍、重藏书、勤刊刻的图书型社会，产生了大批文献校勘、笺注学者。
嘉兴人“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嘉兴藏书发轫于两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清，余绪影响于民国，泽被当世。宋代，范蠡湖畔金佗坊的岳珂是两宋私家刻书七大名刻家之一；明代有藏书家118人，文献可考藏书万卷的有18人，如项笃寿、项元汴兄弟，冯梦祯、高承埏、胡震亨、李日华等；清代有藏书家357人。嘉兴出现了很多藏书世家，如项氏、蒋氏、张氏、查氏等。清中叶纂修《四库全书》，民间献书最多者四家，其二在浙西，其中桐乡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是“天下献书之冠”。
与丰富的藏书伴生的还有大规模的精品图书刊刻，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海宁蒋光煦刻有《别下斋丛书》，海盐学者张元济主持的《四部丛刊》，都是近世丛书刊刻之精品。
马腾飞认为：“这直接催生了校雠、辨伪、考据之学的发达。”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乾嘉校勘十四位“最专门名家”，陈鳣、吴骞、蒋光煦、鲍廷博、钱泰吉、张廷济等六位都是嘉兴人；海宁查慎行的《苏诗补注》是著名的文献笺注，桐乡科举世家冯氏一门甚至出现多位重要诗集的笺注者，冯浩有《玉谿生诗集笺注》，冯浩长子冯应榴有《苏文忠公诗合注》，冯浩幼子冯集梧有《杜樊川诗注》等。
自清初朱彝尊以来，浙西金石风气极盛。
李遇孙《金石学录》列有清代金石学者262位，浙西三府学者多达114人。
在嘉兴，除了朱彝尊，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和鉴赏家还有张廷济，钟鼎、碑碣、鉥印、砖瓦、文房雅玩，他对藏品一一辨析考订，汇编为《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以拓本加题跋的形式，集拓古器物429件。张廷济可说是“集金石学之大成”，“清仪阁所藏商周以来金石佳品，实为东南甲冠”。乾嘉时期，在张廷济影响下，嘉兴形成了金石收藏圈。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道、咸以前古器收藏家以吾浙为最多，而嘉兴又吾浙古彝器之渊薮也。”
嘉兴所在的浙西，水体形态多样，旱涝灾害频仍。浙西文士关注民生、水利，形成浓郁的实学风气。
“考察浙西学人学行，多本源经史，旁通实学，其中以水利、地理、天文、筹算之学最受重视。”早在清代，嘉兴就是算学重镇，清乾嘉学者阮元等撰写的科学史名著《畴人传》中，顺治至嘉庆年间嘉兴就入选12人，清代数学家李善兰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和发展，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纵览浙西人文气象，往往呈现出以经史为基，广涉多门、博擅诸学的特质。”马腾飞认为章学诚评价朱彝尊“博综贯串，具有依据”，正是浙西学风的精神内核。从朱彝尊，到沈曾植、王国维等，嘉兴人在源本经史的基础上，将艺术、文学、学术乃至立身品性熔铸为一，形成了博综深厚的人文风骨。
〖 “博雅”的诗意 〗
“浙西”三府之一的嘉兴，被认为最具浙西文化“博雅”特质。
在“浙西文化在嘉兴”交流论坛上，平湖学者金卫其认为：“‘博雅’一词，既体现学识的渊博，又蕴含高雅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他认为，浙西“博雅”文脉贯穿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对浙西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清康熙二年（1663）盛夏，崇德水生草堂见证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聚会。不满诗坛崇唐诗而贬宋诗、惋惜宋人诗集零落的吴之振、吴自牧与吕留良，合议收集整理宋代诗歌总集，吕留良好友黄宗羲听闻后主动参与选编勘订。历时九载，收录一万两千多首宋诗的《宋诗钞》，成为清代第一部大型宋诗选本。
嘉兴人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拉开了清词复兴繁荣的序幕，并迅速影响、带动全国词坛，成为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
朱彝尊不满元明以来“词为艳科”的纤靡风气，包括朱彝尊在内的许多文人，都立志革新。
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浙西词人以“三连发”的文学行动惊艳文坛：《词综》刊行，朱彝尊等人辑录唐代以后600多位词人的2200余首词作，为词派找到历史根脉，宣示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审美情趣；朱彝尊应博学鸿儒科，向京城名流广征唱和之作，在京城士大夫间掀起浙西词风；朱彝尊弟子龚翔麟将朱彝尊，李良年、李符兄弟，沈皞日、沈岸登叔侄和他自己的词作合编成《浙西六家词》，在金陵刊刻，引得词人争相翻阅模仿。
在“浙西六家”中，除龚翔麟是杭州人，其余都是嘉兴籍，大多生活、游历于钱塘江以西的杭嘉湖一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名家迭起，影响全国。
浙西词派的“博雅”，既源于朱彝尊等大家的学识积淀，也植根于嘉兴的地理人文环境。
南京师范大学程丽丽认为，“清代浙西词派的兴起，将‘博雅’基因推向极致。朱彝尊为浙西词派领袖，其《曝书亭词》既以‘清空醇雅’为宗，又注重词料的广博与典故的精当。”金卫其则认为，“浙西词派将唐宋词的某些特点加以融合创新，形成醇雅清空的独特词风。”
作为浙西核心区域，杭嘉湖一带的山水灵秀与人文底蕴，滋养着词人的创作灵感。朱彝尊百首《鸳鸯湖棹歌》，以“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的诗句，勾勒出嘉兴的风物人情，成为兼具文献价值与审美意蕴的文化瑰宝。其词作中，既有《诗经》比兴手法的传承，又有李商隐缠绵意境的化用、吴越历史典故，将广博学识与清雅格调完美融合。
“这些诗中提到的嘉兴地理、物候、风土、人文至今尚还能找到蛛丝马迹或遗存，能给人，特别是嘉兴人一种亲切感、归属感。这也增加了《鸳鸯湖棹歌》与‘怀乡口号’的传唱度与引用度。”嘉兴作家杨颖立在论坛中感慨，“沧海桑田、风土人情定格在诗词中。铺平展开是摇曳多姿，卷拢收起是诗意盎然，浅唱低吟是韵味悠长，研读回味是乡愁满腹”。
嘉兴这片文脉沃土还孕育了与朱彝尊并称“朱李”、被誉为“浙西亚圣”的李良年。李良年工于诗词，尤以词名世，其《秋锦山房集》收录于《浙西六家词》，存诗千余首、词百余首，诗风淡远，词则兼具醇正典雅、疏密相间之美。“春才几日。早数枝开遍，笑他红白。仙径曾逢，萼绿华来记相识”，借客中赏梅引出故乡之思、怀人之情，意境曲折深宛，遣词注重来历，尽显浙西词派的博雅特质。
博雅之风并未止步于庙堂士林，更浸润至市镇乡野与闺阁深处，清初以来，受浙西词派影响，嘉兴涌现出许多女性诗词群体。平湖林埭（古称清溪）诗词创作蔚然成风，其中屠菃佩、朱衣珍、陆素心、倪梦庚、陆彬、陆荷清六位女诗人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屠菃佩善作婉约小词，将闺中雅趣跃然纸上；陆素心诗风清逸幽婉，情致动人……《林埭镇志》主编陆佰鑫直言：“她们的涌现并非偶然，而是浙西文化熏陶下的必然结果。她们以更细腻的笔触、更丰富的情感，为浙西文化注入新的视角与内涵。”
虽作品多有散佚，但仅存篇章已足以彰显其学识修养与高雅情趣，让浙西“博雅”文化更显多元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