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暖阳微醺，2025年关上最后一页时光。
又一年了。
我们这些人文记者，在嘉兴的街巷里弄、文化空间穿梭，在古镇与新城间穿行，在键盘上，在镜头里，捡拾着城市一个个人文片段，记录着一段段人文记忆。
2025年，便有了温度与形状。
项元汴天籁阁的琴音，回响在家乡的土地上；丰子恺先生含蓄着“人间的情味”的落英，依然润泽着城市的温度；盐官的潮声里，第一次澎湃起交响乐；吴天明青年电影展，点燃着青年梦；“浙BA”的赛场里，沸腾着最质朴的青春……
我们寻访俞创硕、徐肖冰们烽火中的足迹，也记录下平凡“素人”们的生活微光。
这记忆有景、有人、有戏，有潮声、有乐声、有墨香，更有最寻常、最珍贵的人间烟火。这是这座城的文化记忆，也是这城人的鲜活故事，既属于我们，也属于认真生活过的你。
推开江南的这扇窗，2026年的晨光已至，让我们继续弹奏城市的新交响。
2025，我这样“字”述江南 陈苏
2025年的最后一天，有点冷。
电脑里，“字述江南”专栏的文件夹被我轻轻打开。
这一年，我以“字”为舟，在江南的烟波里泛游。
从“城市之名”开始，捡拾着江南的“字”。江、河、湖、海流淌着“江南之水”，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氤氲着“文人八雅”，塔、园、斋、院构建着“文人的心灵之所”，白、黛、丹、青描摹着“江南的颜色”……
我执笔在“海”中追溯江南人浩浩无际、渺渺无限的视野与观念，从“丝”编织出杭嘉湖平原千年的文明经纬，在“琴”中倾听项元汴天籁阁的余音，“青”总让我想起江南小镇上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出的光泽……
每个“字”落下，都像是在这片江南水乡投下石子，漾开的尽是一片“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这是地理的江南，也是历史的江南，最终都凝结于江南人。
于是，我打开“嘉兴文化名人群像”的文档。
灿若繁星的江南人一次次涤荡着我的心。
2025年是项元汴500周年诞辰。
写项元汴时，我专程去了瓶山。
天籁阁湮没在岁月烽烟中，夏风穿过竹林，我分明听见环佩叮当，彼时，多少人曾在此雅集、观画、论道？
500年前，项元汴将半部中国书画史收于一阁，这里曾是江南文人往来酬唱的枢纽。
500年后，嘉兴博物馆展厅里，人们隔着玻璃看着文明的墨迹，聆听着“天籁回响”。
这片江南，文化一直在接续，始终有人在黑暗里掌灯。
2025年是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
写丰子恺先生时，我的心是软的。
那天，嘉兴桂花飘香，“丰子恺原创散文双年榜”的后学传承着先生的文学精神；石门湾里，“子恺之夜”朗诵音乐会盈满人间情味，仿佛听到先生念叨着——“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先生画作里的悲悯，逃难路上给孩子讲古诗词的慈爱……这种柔韧，或许才是江南最深的力量，如水般包裹着、渗透着、消解着生活的悲欣交集、人间情味。
年末，我们陪伴“群星闪耀时 嘉兴醉江南——全国媒体名家大V嘉兴行”暴走王国维的盐官、茅盾的乌镇、朱生豪的梅湾街、丰子恺的石门湾、徐志摩的硖石……
这些文件渐渐归档为一幅江南图景。
江南人各自成峰，文脉相连。就像嘉兴的水网，有的流向典籍考据的湖水静流，有的奔向白话小说的大河奔流，有的汇入新诗的江潮激流，有的接入西方文化的海洋潮流，但都源自同一片江南。
你看项元汴的“收”与丰子恺的“舍”实则同源。
一个“收”尽天下丹青以守文明正脉，一个“舍”却机心繁华以守赤子初心，他们“守”的都是江南的文心——那是对美的虔诚，对善的执着，对人间烟火最深沉的眷恋。
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走出王国维的深邃、茅盾的厚重、徐志摩的浪漫、金庸的侠义？
我沿着大运河，看南北舟楫往来；站在钱塘江口，闻着潮水奔涌中海的气息；泛舟南湖，感受红船起航地的静水深流……
江南不是单一的琴韵，是复杂的和弦。运河的顺流融汇南北文明，湖荡的沉静滋养耕读传家，钱塘的潮水激荡开拓精神，海洋的浩瀚开启无限可能。
我们不是在解读江南，只是参与江南的自我书写。
这个江南仿佛可以“自愈”，岁月的伤痕，有项元汴们来收藏记忆，有丰子恺们来抚慰心灵，有无数先贤，蘸着蓝印花布的靛青，默默为时代补色。
2026年的第一缕阳光明媚。江南的故事正从2025流向未来，江南“风景旧曾谙”的余韵，自会在新的春天，生长出“醉江南”的新故事。
为什么要去前线 许金艳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样特别的年份，抗战话题频繁走入公众视野。
作为媒体人，这一年我们寻访抗战遗迹，征集抗战故事，和抗战中具体的人具体的命运打照面。
2025年的深秋，我和同事赶在展览闭幕前，一起去了平湖新埭镇，去参观“烽火狼烟——俞创硕战地影像回顾展”“‘透过硝烟的镜头’摄影展”。
俞创硕，这位从平湖辗转至全国各大战场腹地的战地记者，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卡帕”。展厅内的照片，定格了烽烟中旧日山河的模样，绝境中全民抗击的悲壮。
俞创硕是第一位用相机记录和报道八路军浴血奋战的中国摄影记者，他几乎跑遍所有抗日战场。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合影拍于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有朱德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最左边是西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徐肖冰。
讲解员说：在去拍摄平型关战役时，徐肖冰和俞创硕遇到了；今天他们的照片在这个展厅再次“相遇”。
这句话激发了我的兴趣。我们去了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再次与这张照片正面相逢。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首战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重大胜利。
这两个嘉兴青年，在烽火年代，在去往抗战前线的路途中相遇，并结伴而行。那时徐肖冰是西北影业公司的摄影师，俞创硕是《良友》杂志特约战地记者。
21岁的徐肖冰和26岁的俞创硕，一起奔走在抗日前线，去记录中国军人血战日军的画面。
战争年代的年轻人，怎么就不怕死？了解了他们九死一生活下来，留下这些为历史取证的照片，更多的战地摄影师死在战场上，我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路上的经历，让徐肖冰萌发加入八路军的念头，他坚持留下来，后来去了延安。为了拍摄八路军的战争场面，俞创硕则奔向太行山深处。他和徐肖冰就此分开。88年后，他们的作品又在摄影展中“相遇”。
这场展览以及由此引发的阅读兴趣，让我“认识”了更多战地记者。
1937年的11月、12月，华北各地和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陷，日军进攻还在继续，台儿庄战役就此展开。俞创硕和同事日夜兼程，冒着炮火赶到激战正酣的徐州。那时候，徐州云集了许多中外记者，里面有俞创硕的老朋友、《大公报》的范长江，他也是沈钧儒的女婿，还有美国记者罗伯特·卡帕等，这些传奇的战地记者相遇在战争最激烈的地方。
为什么到前线去？
俞创硕历尽艰险，绕道武汉，好不容易将在五台山拍摄的八路军照片发回《良友》画报社。那期画报出了一期八路军特辑，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八路军英勇抗敌的勃勃英姿和辉煌战绩。这组照片也被其他报刊大量刊用，大大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也给战争阴影中煎熬的百姓以慰藉。
江南人的底色有刚烈的一面。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在极度贫乏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近千人的摄影师队伍。这些人中近半战死、失踪、改行。但正如作家海飞在《追光者》中所说：正是他们，在前方战场无休无止的枪炮声里，引领我们看到世界真实模样的群体。
一场跨越五百年的文化共振 戴群
2025年的夏天，我穿梭在嘉兴的街巷与展馆之间，只为追寻一个名字“项元汴”和一座早已湮没在时光里的“天籁阁”。
这一年，是项元汴诞辰500周年。这座城市用一系列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让“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的传奇，在当代重新奏响。
记忆始于6月底在嘉兴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天籁阁”文化交流活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我们之所以能研究中国的绘画，应该感谢项元汴。如果没有天籁阁，一半中国书画史将黯然失色。”
6月30日，“天籁回响——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正式开幕，涌动的人群让我感受到文化的强大引力。白发老者拿着放大镜细品《文徵明行书七言诗轴》，年轻学子在《陈淳松石图轴》前驻足。而我站在天籁铁琴复制品前，遥想当年项元汴于天籁阁中抚琴赏画的情景，“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因以名其阁”。一段风雅，穿越500年而来。
展览汇聚了16家文博单位的105件展品，其中不乏一级文物。这不仅是珍品的陈列，更是散落四海的天籁阁旧藏一次精神上的“归乡”。正如范景中所说，“代表了收藏的真谛，显示了收藏家的价值观，体现了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说的正统即我们说的文明价值的守护”。
项元汴可考的藏品达1400余件，涵盖460多位书画家，构建出中国书画的传承脉络。从天籁阁辐射出的文化磁场，曾使嘉兴成为明代江南的艺术交流中心。文徵明为他鉴画，仇英在阁中长居创作，董其昌更自年少时便受益于其开放珍藏的胸襟。
展厅内，《明项圣谟墨梅图轴》与《项元汴竹石图轴》比邻而挂。项元汴的绘画技艺经由子孙传承，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嘉兴画派。他的收藏事业并非传奇，而是植根于家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必然。
7月的一场雅集，让我在瓶山公园的树影琴声中，切身感受“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的余韵。学者谈艺，琴音袅袅，古今文心在此刻悠然相通。
特展临近尾声时，我再次走入展厅。此时，少了些喧嚣，多了几分沉静。有父亲在《嘉兴府儒学义田记》拓片前给孩子讲解，有年轻人在《宋孝宗赵昚手诏卷》前凝神端详。同期发布的《嘉有群贤》《嘉兴书画文献集成》等研究成果，与眼前实物一起，勾勒出一幅丰满的嘉兴文化图谱。
某日，当我整理采访笔记时，窗外正飘着桂香。翻到一张在瓶山雅集上的照片：林荫叠翠，古韵盎然。项元汴以一生“收”尽天下珍品，而今天，人们正以另一种方式，让天籁阁的回响传向更远的地方。
这一刻的人文记忆，没有华丽辞藻，却有跨越500年的真诚。它让我明白，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历史，而是让古老的精神在当代找到新的生长点。就像天籁阁的琴声，500年后，依然让我们听见，文明的声音。
冬日里的两场音乐之期 吴梦诗
2025年的初冬，我的生活里充满了音符。
我未曾系统地学过一件乐器，但当亲历两场截然不同的音乐会后，内心刻下了那样深的印记，至今震撼不已。
11月15日，为了纪念木心美术馆开馆十周年，一场独特的、名为“拾光见心”的庆典音乐会，在乌镇大剧院与大家见面了。
“拾光见心”，以“音乐”为线索串联起美术馆10年的特展经纬。
美术馆，如同木心先生当年设想的“一个一个的盒子”。尽管，他希望的莫扎特音乐被替换成了柏辽兹、柴可夫斯基、肖邦，但台下的我，顺着乐声和陈丹青先生幽默且不失文字之美的串词，认识了一个更木心的木心。
这场音乐会最触动我的时刻，是小提琴家何枢聪演奏的那段木心先生未曾示人的遗稿旋律，内敛而细腻。有人描述说：“就像木心的独白。”
后来，我才知道，2020年的一天，观众散尽，何枢聪独自在美术馆的展架间，看着橱窗里木心先生残破的手稿，没有编创，直接即兴拉了起来。如今，这独白郑重地奏响在属于他的十周年殿堂里。
紧随其后，作曲家高平在钢琴前坐下，奏响了《未题No.1》。
大多数人认识文学的木心、美术的木心，却不了解音乐的木心。他留下近40页的音乐手稿，从未示人。
2016年，高平先生受美术馆之托，将木心留下的音乐手稿首次整理、配上了五线谱。高平曾说：“木心的散文充满音乐性，木心的音乐则充满了散文性。”
木心像一座桥，连接着文学与音乐、东方与西方。而他的美术馆，十年间所做的，正是将这座桥不断延伸，不远万里迎来托尔斯泰、普希金、肖邦与贝多芬的灵魂切片。
正如木心好友巫鸿这样评价美术馆：“做得很精致、很细腻，和木心很相似。虽然它叫美术馆，英文‘Mu Xin Art Museum’，我觉得应该叫‘Arts’，就是复数，包括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
次日，我又赶往了钱塘江畔的盐官古城。同样是冬夜，气质却迥然不同。
在潮城艺术中心，嘉兴大潮爱乐乐团的交响乐首演音乐会“潮起欢乐颂”裹挟着钱塘潮的沛然之气，奏响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涌动着一种更为雄浑的、如朝霞一般的力量。
台上的将近四百位音乐家，多是初出茅庐的“90后”“00后”。我了解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缘分与偶然，要经历生活习惯等各种磨合的陌生与不易，以及他们为了让古典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理想而放弃了什么。
某种程度上，从他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关于生活、关于梦想的记忆与思考，也被重新拿起，又轻轻放下，让我对“人文”二字也有了更深的感知。人文，如一簇无形的，又无限的引力，它或许随音乐，或别的什么形式，从一个空间流入另一个空间，最终归为一种深刻的叙事，抵达沉浸其中的、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文化候鸟”开始归巢 王佳欢
记者身份常让我错觉自己只是个冷静的旁观者。但2025年，有好几个瞬间，我清晰地感到，自己就是嘉兴文化肌理变化时，被触动的那根神经。
2025年9月，吴天明青年电影展在嘉兴举办，我好奇它会与这座城市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影展期间，我看了《不会说话的水怪》——一部尚未完成后期制作的青年导演“首作”。银幕上的画面带着一种粗粝但生命力旺盛的质感，你能清晰地看到创作者急于表达的冲动和略显稚嫩的探索。映后，年轻的导演站在台上，有些拘谨地分享着拍摄时的窘迫与坚持，台下的观众，报以最真诚的提问与鼓励，那氛围，温暖而有力。
在536艺术空间，一场场“对话”在这里展开。几位业内的资深人士在台上你来我往，观点的碰撞交锋，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错位感——这样一场场关于电影的前沿探讨，正在我所生活的城市真实地发生着。
活动散场，我在门口寻找着可以采访的市民。很偶然，也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资深的影迷。她非常高兴能在家门口看影展，说起自己和影友们为了看展、看片，必须奔波于沪杭等地时的情景，她用了一个词——“文化候鸟”。
“我们就跟‘文化候鸟’一样”，她说，哪里有粮食，就往哪里飞。
这四个字精准地揳入我心里。
我和我的爱人，何尝不是另一群“候鸟”。我们迷恋摇滚乐的现场，为了看一场心仪乐队的演出，奔赴上海、杭州是家常便饭。深夜演出散场，再开一两个小时的高速赶回家，只为不耽误第二天一早的上班。热爱是真，疲惫也是真。
但变化，也同样真真切切。
就在我参加电影展的536艺术空间，近两年陆陆续续请来了好几支我们喜欢的乐队。在家门口，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和爱人终于不用在曲终人散后匆匆赶路，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夜宵，然后从容回家。
2025年的11月，我和爱人并肩坐在海宁盐官潮城艺术中心的音乐厅里，等待大潮爱乐乐团首演奏响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嘉兴的变化。
如今的嘉兴，像一块原本有些板结的土地，被深耕、疏松，开始变得透气、肥沃。文化不再是需要远赴他乡才能获得的“奢侈品”，而是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否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精神需求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在于我们这些曾经的“文化候鸟”，是否渐渐失去了迁徙的动力，因为此地，水草逐渐丰美。
2025年，作为一名记者，我记录了许多“大事件”。但作为一名嘉兴市民，真正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是这些微小而真切的改变。
聚焦平凡，微光成炬 黄智翀
傍晚，街道人流不息，他们行色匆匆与我擦肩而过，他们是这座城里平凡的人物。我们是否可以走进这些平凡人物的生活中，用镜头去记录这些“素人”们的生活故事，平凡何尝不是一种力量。每个小人物的故事，都会成为社会向上力量的源泉。
我们将镜头对准医院大厅的一处音乐角，七位退休老人组建的钢琴演奏志愿队，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弹奏，他们说，有一次当《北风吹》的旋律响起，一位八旬的老人忘记了腿疾，在医院大厅翩翩起舞。
在桐乡老城区的深巷里，66岁的林柏根在家中手工制作西服，一针一线，数十年的铺子，剪开了旧时光，缝补不了时代的更迭。当机器轰鸣声渐渐盖过了缝纫机的嗒嗒声，当成衣工厂的流水线取代了裁缝铺的量身定做，像林柏根这样还在坚持传统手艺的裁缝越来越少。
2025年“我们的村晚”，我们记录了一场前途未知的演出。九版剧本，二十余次排练，无数次对台词的争论以及无数个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瞬间。他们因为热爱演出自发排练，节目最终并未登上舞台。我们记录这些默默努力的普通人，以热爱，致坚持。
当时间回到2016年的7月，数学教师夏英杰告别耕耘五年之久的讲台，坚定地背上吉他，奔赴美国进修音乐，去追逐那个在心底埋藏了十几年的音乐梦想。我们记录了一个关于追梦的故事，平凡人物“老夏”告诉我们：“放弃稳定的生活或许需要勇气，但更难的是，在认清现实的挑战后，依然愿意为心中的热爱全力以赴。”
2025年的夏天，这座城市的人们探讨最热烈的体育项目是“浙BA”。篮球馆内，振聋发聩的呐喊加油声，是球员与观众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浙BA”不只是一个篮球赛事，更是承载着家乡情怀的赛场。草根球员、平凡观众，我们将镜头聚焦球迷，他们用鼓劲和不离不弃，让赛场更为耀眼。继续守着这份热爱吧，这是属于你们夏天的“浙BA”独家记忆。
这些被镜头定格的平凡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当镜头一次次对准他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更是社会向善向上的能量体。那些坚守与执着、勇敢与担当、善良与温暖，藏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里，也藏在影像的每一帧里。
2025年，我们用心记录了一些平凡人、一段平凡事，像散落在人间的微光，看似微弱，却微光成炬。
水乡给我的三张名片 程子昂
我这个在新疆长大的孩子，对“江南”二字，曾有过无数辽远的想象。两年前来到嘉兴工作，这个想象才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因为工作关系，我去了附近的不少古镇，像乌镇、濮院、盐官。去得多了，发现它们看似相近，却各有各的性格，就像认识了几位不同的朋友。
濮院是我最先熟悉的。因为拍摄《大侠金庸》纪录片的缘故，我来这里的次数最多。镜头寻访侠影萍踪，常需一份幽寂的背景，濮院便慷慨地给予了。摄制组有时为了等一束恰到好处的光，能在廊下坐许久。这时我便常站在巷中，看一叶无人的扁舟系在岸边随波摇晃，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然而这静并非一成不变，时装周的灯光照亮过灰墙，电竞节的声浪，也会漫过赛场的边界。静和闹在这里相处得挺自然。濮院的好，或许就在于这份自在，它像一位宽厚的长者，任你在这里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份节奏。
而后去的乌镇，则像走进了一个向世界敞开的大客厅。戏剧节期间，我举着相机穿梭，古旧的廊桥下、巷子口，冷不丁就能撞见一场表演，演员沉浸的神态，从那些飞翘的檐角下倾泻而出，有种时空错置的奇趣。记得采访戏剧大师尤金尼奥·巴尔巴时，他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走在乌镇，连街边的垃圾桶都做得精致考究，像一件融入风景的艺术品”。这大概就是乌镇的底色吧，在成为舞台之前，它首先是一座把美藏在每一个呼吸节拍里的生活小镇。而世界互联网大会来时，它又瞬间切换成另一重时空，白墙黛瓦里流淌着最前沿的数字信号，乌镇的魅力，大约就在这奇妙的融合里。
不久前去盐官古城拍摄，去之前，我只知“海宁潮”的盛名。想象是雷霆万钧的自然奇观，可真到了，却被另一种“潮”声吸引——音乐的潮。古城深处，藏着一座潮城艺术中心，近四百位音乐家演奏的交响乐回荡在音乐厅内。钱塘江的潮，是自然的节律；音乐厅里的潮，是人文的节律。它让我窥见，江南的肌理里，不仅流淌着温柔的水，也奔涌着不羁的力。
如今我便觉得这几个镇子，虽是近邻，脾气却大不相同。它们共用着一幅水墨画的底稿：一样的白墙黛瓦，一样的小桥流水。但这共同的底稿之下，是截然不同的灵魂。它们并非面目模糊的复制品，而是同一棵文化巨树上，向着日光伸展的不同枝丫，各自开出迥异的花。
作为一个异乡人，它们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擦掉我初来时的陌生感，让我觉得，这片湿润的土地，似乎也可以慢慢走成一条熟悉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