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翔

　　近年来，发生在酒店民宿、出租屋、洗浴中心等场所的偷拍事件屡见不鲜，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强烈关注。全国政协委员许礼进就此建言，加强源头治理，规范摄像、录音设备的生产与流通，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他同时建议，将偷拍隐私的行为单独入罪，增设独立的“侵犯公民隐私罪”或“偷窥罪”，完善个人隐私保护体系。

　　酒店客房的插座里藏着窥伺的镜头，出租屋的路由器被改装成偷拍设备，个人隐私被明码标价，在境内外平台流转牟利……当隐私沦为商品，安全感便成了奢侈品，肆无忌惮的偷拍侵蚀着每个人的隐私边界。许礼进委员的建言，让这一民生痛点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翻看网友留言，对增设“偷窥罪”的建议好评如潮。这或许说明，公众苦偷拍久矣，要让偷拍者付出沉重代价，增设罪名看上去是最直接有力的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偷拍行为，当前并非“无法可依”。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可处拘留或罚款。若偷拍行为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相关罪名。只不过，偷拍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浑然不觉，即便事后发现，取证也极其困难。对偷拍行为的司法打击力度，因此略显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增设“偷窥罪”有望将部分隐私犯罪转为公诉案件，减轻受害者举证负担，鼓励更多人站出来维权。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增设罪名就是治理偷拍的“万能钥匙”。一方面，偷拍行为有轻重之分，性质可能截然不同，如果一律定罪，难免混淆违法与犯罪的边界，导致刑罚适用范围过宽，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增设新罪，也并不能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许礼进委员建言的最大价值，或许不在于具体建议本身，而在于它聚焦民生痛点，推动全社会关注，进而倒逼有关方面补齐短板。要让偷拍者付出更大代价，这一点毋庸置疑，具体路径既包括加强源头治理，也包括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至于是否需要增设罪名，可以进一步探讨。即便不增设罪名，也要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多次或对多人采用偷拍、偷录、监听等方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要明确不同情节的处罚标准，增强法律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