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强

　　以前说起杜甫，我只知道他是位忧国忧民的“诗圣”。脑海中浮现的，总是一个眉头紧锁、饱经沧桑的老者，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历尽人间疾苦。至于他究竟经历过什么，为何能写出那样沉郁顿挫的诗句，我从未深究。

　　直到不久前读了冯至的《杜甫传》，杜甫的形象才在我心中鲜活起来。童年时的他，也是个无忧无虑、精力充沛的少年郎。书中写他“一日上树千回，只为摘枣”，读至此处，我不禁莞尔。谁能想到，日后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人，也曾有过如此顽皮的时光。

　　二十岁时，杜甫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的豪迈不羁，丝毫不逊于我们所熟知的李白。然而命运弄人，三次进士不第，父亲去世后更是几乎断了经济来源。即便如此困顿，他心中的那团火始终未曾熄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份理想，在现实的泥沼中依旧倔强地燃烧着。

　　安史之乱的烽火，改变了大唐，也彻底改写了杜甫的人生轨迹。他从奉先到白水，再到鄜州，一路携家带口逃亡，常常食不果腹。可当他得知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立即北上投奔。途中被俘，困于沦陷的长安，他的目光却越过个人的苦难，投向了整个国家的伤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道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怆。

　　脱困后，他穿着磨破的麻鞋赶到凤翔。唐肃宗感其忠诚，授他左拾遗之职。这一年，他已四十五岁，却依旧满怀热忱。经皇上允准，他回家探亲。一路所见，尽是百姓流离，他把这一切写进了《三吏》《三别》。在那些诗句里，我们听到的是对苍生疾苦的呼喊。

　　杜甫漂泊至四川，住在茅屋里，生活全靠朋友接济。当秋风吹走屋顶的茅草，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窘迫，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自己身处风雨飘摇，心中挂念的，却是天下寒士。暮年时的杜甫，穷困潦倒到极点，最终在水拍船舷的呜咽声中悄然离世。

　　闻一多先生说：“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我深以为然。

　　合上书页，杜甫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千年已过，我们依然需要杜甫，需要他的诗，需要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