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
“昌明教育平生愿”
1946年7月的一天，去国九年的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抵达上海后即往张元济家中拜访老友，年仅6岁的张元济孙子张人凤脆生生地朝胡适叫了一声“太老伯”。
张元济与胡适是忘年之友，胡适小张元济24岁，两人交往时长近三十年。1917年10月29日，张元济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胡适：“胡适，字适之，与梦麟甚熟”。当年7月，26岁的胡适从美国学成返国，“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的张元济当即想要让胡适进商务，“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而胡适恢复写日记，第一件事记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对他的看重和邀请。虽然因缘不足此事未成，但开启了二人相知相交的序幕。
张元济与胡适一个坚守出版界，一个立足教育界，都主张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建立改革、进步的基础。
胡适回国后即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张元济虽然是前朝进士、耆宿旧儒，但很认同白话文普及知识的重大作用。他在这个时期对商务的教育出版物作了一系列改革，改文言为白话、编写白话词典等。
张元济注重社会教育，依托商务办有夜校和函校，胡适在1922年主持起草的新学制草案中，就主张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草案通过后，商务马上于1923年出了《新学制教科书》，第一时间配合教育改革。
对普及教育有着同样抱负的两人，彼此的交往离不开学问。而在他俩借书、赠书、谈书、编书、写书之外，还有着极为家常的来往。胡适寓居上海的三年半，两家同住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成为邻居，“衡宇相望，时相过从”。1930年6月25日，张元济收到家乡寄来的当季水果槜李，当即捎给胡适让他尝，还特意告诉他吃这枚嘉兴独有水果槜李的方法：“食时揭皮少许，启小孔，吮其汁，可一吸而尽。”
1932年5月，张元济去信胡适请他指导“儿子在美毕业论文题”；1947年11月，“以侄孙女祥保婚事相托”，请胡适考察侄孙女婿的家世人品，得胡适回答“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后，欢喜邀请胡适做侄孙女婚礼的证婚人。定居北京的胡适夫妇也对随张元济一家长大的祥保“视若家人”，令远在上海的张元济感动，“惟有泥首遥谢而已”。
胡适晚年评价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名字叫作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
1936年，胡适联合蔡元培等人联名发出《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寄送张元济的好友，请他们撰写论文，订成合集作为恭贺张元济70寿礼。
张元济与蔡元培同为清末进士，年龄相仿，两人交往五十多年，《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收录的189件信函，见证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结下的友情。
1889年，蔡元培和张元济结识于乡试，1892年，两人在殿试中成为同年进士。供职北京期间，蔡元培频繁记录“菊生同年来”“访菊生”“菊生招饮广和居”……朝夕相聚，友情日进。
蔡元培主张普及教育、教育救国，张元济则有“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的观点。二人历来都“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离开北京后开始为教育事业共同奔走。1902年，蔡元培受张元济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张元济与蔡元培、高梦旦等人马上组织编写第一套“最新国文教科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此奠定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在蔡元培出国期间，张元济特约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书，为他争取约稿付酬的办法，支持蔡元培在欧洲的学习和生活。
蔡元培回国执掌北大后，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广泛的合作，商务印刷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而商务在高校学者的专业支持中，不断提高出版水平。蔡元培和张元济思想开放、胸怀开阔，他们一北一南，不拘一格择人才、用人才，使北大和商务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和最大书局。
“有秋收获仗群才”
张元济将启迪民智作为自己一生的抱负，相信“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1902年，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两人约定：夏瑞芳管印刷、张元济管编书，从此张元济便全身心投入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中，而商务印书馆也因此由印刷作坊转型为近现代综合性出版社。
夏瑞芳敬重张元济的学问、见识和人品，在日常合作中，极少干预张元济主持的编纂事务，无论是大型丛书、辞书，还是教材体系，均由张元济主导规划。张元济以严谨、保守、反复校勘著称，出版进度常会拉长，而夏瑞芳顶住成本与市场压力，全力支持张元济的工作。
1914年，夏瑞芳在上海遇刺身亡，张元济震惊之余，没有退缩，留在商务稳定局面。商务印书馆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延续夏瑞芳生前对张元济的高度信任格局。
如果说夏瑞芳是张元济投身出版事业的引路人和合作者，那么高梦旦就是张元济实现出版理想的左右手。
高梦旦兄弟赞成新政，与张元济素有往来。1902年高梦旦从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张元济邀他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从此，高梦旦成为张元济的有力臂膀，张元济在商务运营中的一切重大举措，高梦旦几乎都参与相商共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取得的成就，与高梦旦“功成不必在我”的甘心辅佐密不可分。
新文化运动起来后，谦逊低调的高梦旦担心自己能力和学识不适应新思潮，阻碍商务发展。他向张元济提出请胡适这位年轻的新人来任编译所所长，五十多岁的他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当面邀请不满三十岁的胡适前往商务。只是胡适彼时已入职北大，虽然商务开出比北大工资更高的薪酬，但胡适综合考虑后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只是“荐王云五自代”，向商务推荐了自己的英语老师王云五。
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协助高梦旦处理编译所事务。1922年初，王云五正式就任编译所所长，与张元济一起，共同影响着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以及发展。
王云五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一份改进编译所的意见书，张元济与高梦旦看后决定接纳，并表示将极力支持改进计划。这份改进意见书有扶持学术团体的学术刊物、注重新知识以及读物出版等措施。1922年，商务试办公共图书馆，张元济与王云五任委员，两人在教育以及出版事业上共同探讨、相互推进。
王云五在商务工作期间，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以及编著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与张元济一样，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晚年王云五记录二人交往：“余于民国十年（1921）以后进入本馆，为第三任编译所所长，与菊老为忘年交，无话不谈。”
“天生有才胡不用”
1915年，40岁的杭州人陈叔通进入商务印书馆，“到了商务，每天只是看看各分馆的信札，有头无尾，使我觉得无事可办。有一天，我便与张（元济）谈……提出商务有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以我看来应建立个统一机构，把三所联系起来”，张元济纳谏如流，三所合并后商务也一改以往的散漫现象，办事有章可循。
陈叔通在商务还做了不少有影响的事，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合并谈判、印《四库全书》等。陈叔通跳槽至兴业银行后，还帮助商务从浙兴银行争取贷款，大胆引进美国、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和机器，使商务印书馆的设备硬件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陈叔通要离开商务时，张元济很是不舍，几经挽留不果后，张元济把自己名下的股票折让二十股过户给陈叔通，让陈叔通成为商务的董事，继续关心支持商务的事业。张元济的高义与磊落，让离开商务的陈叔通并未远离张元济，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近，张元济之后几次生日，都约了陈叔通赴杭以“避寿”。
1916年8月28日，20岁的茅盾拿着北京商务印书馆分馆经理的介绍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面见张元济。
茅盾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得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文都有。”
张元济亲自安排了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英文部阅卷员，“月薪廿四元”，这个工资相当于商务印书馆12个学徒的月薪总和。
上班才一个月，茅盾在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之后，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提了二百多字的意见，张元济接信相当重视，同时认为茅盾在英文部用非其才，马上与高梦旦商量，让他到更能发挥才能的国文部。
此后几年，茅盾在国文部给孙毓修当助手，协助其编纂《四部丛刊》。1920年下半年，张元济、高梦旦又破格提拔茅盾为《小说月报》主编，茅盾以《小说月报》为平台，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名健将。
1956年，茅盾在张元济90岁生日的祝辞中评价：“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化，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与高梦旦同为福建人的林纾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一手打造了“林译小说”品牌，自1903年始的20多年时间里，出版了林纾140种单行本译著、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同时还在商务旗下的《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上转载林译小说。在张元济的大力支持下，林纾成为“译界之王”，而商务也始终为他提供资金以维持生计，张元济与高梦旦作为“林译小说”的经济赞助人，一直自掏腰包购买林纾译作，还通过商务为他提供稿费，直接或间接为林纾的经济收入给予赞助。
林纾也一直感念张元济，与张元济交好，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在《忆父亲张元济先生》中有这样的记录：“父亲六月二十七日日记应酬栏所记‘琴南赠画扇一柄’，上有林的题词。我家还保存林琴南送父亲的一只铜墨盒，盖上镌有林的题词和一幅画。题词云：‘候蛩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江似练，望尽芦花无雁。菊生先生雅鉴。弟林纾写赠’。”
“万卷乾坤此地收”
张元济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联合葛嗣浵、金兆蕃等人，主持家乡《槜李文系》的启动续辑工程。期间与海盐同乡朱希祖时有联系，就《槜李文系》多次晤谈。1921年张元济跟金兆蕃说“大学教员朱君逖先于此事颇肯留意”，商量寄送总目一份，随信还给朱希祖讲述《槜李文系》的收稿细节，并请其在北京广为搜辑与家乡有关的前朝遗稿。
商务营运趋稳后，张元济开始筹划编纂《四部丛刊》，这是一部包罗经史子集四大类的古籍丛书，为此张元济与学术界、藏书界如叶德辉、傅增湘、缪荃孙、沈曾植等广泛接触，王国维是张元济重点征求意见者之一，多次面晤与函商。而王国维也为《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提供拟收书目，并承担校勘、整理、选择及再版时抽换版本等工作。
1921年初，王国维拟好续编目录交给张元济，2月7日张元济去信说：与同人商讨了他拟定的目录后略作增减，希望王国维看一下增加的书目，如果认为不应增加的就请删除，商务会以王国维最终定的书目汇印。
《四部丛刊》出版发行后受学界认可、市场欢迎，1926年9月，张元济致函王国维“近因购者纷至，拟将是书全部再版”，并商借王国维手校《元氏长庆集》《张说之文集》《岑嘉州集》等录补进再版，又再次请王国维指出初编中的不佳版本，以便再版时更换善本。
在《四部丛刊》前期筹印时，藏书家们得知消息都积极响应、各出珍藏，嘉业堂刘承幹就是其中之一。《四部丛刊》初编“刻入刘氏藏书八部，其中宋版二部、元版一部、明刻本五部”，这不仅是刘承幹为保护和传承古籍所做的贡献，也是他与张元济多年交好的写照。
张元济欣赏刘承幹作为私人藏书家的能力和坚守，多年来从不间断与刘承幹分享古籍市场信息，推荐可购买的文献，也会为嘉业堂鉴定古籍版本。刘承幹也经常开列书单，请张元济帮忙搜购。
刘承幹曾向张元济建议嘉业堂与涵芬楼订立约定：互通有无、互相借抄，以丰富各自的藏书。张元济对此当然赞同，在留存至今的二人来往信函中，谈及互相借抄藏书的笔墨比比皆是。
涵芬楼是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后筹划建立的图书资料室，以广搜天下图书、善本秘籍和地方志为主，“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也总是尽量购置”，依托商务财力，涵芬楼很快成为当时海上著名藏书楼。为使藏书楼运作更专业持久，张元济邀请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孙毓修进馆，主要负责管理涵芬楼事务。
孙毓修入主后，协助张元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并应张元济之请为图书馆正式定名“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同时制定《涵芬楼借阅规则》，为涵芬楼选购古籍和版本鉴定，还亲自动手抄录古籍、修补残破。两人的往来书信不是讨论校勘重印，就是热议版本考证。
1922年，为应对涵芬楼日益增多的藏书，商务另购地皮兴建新馆，1924年建成后取名“东方图书馆”，并对外开放，成为服务社会大众的公共图书馆。截至1932年“一·二八”被日寇炸毁前，馆内共有藏书46万余册，包括宋、元、明、清版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公共图书馆。1932年6月22日，张元济给罗家伦写信道：“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五十万本之图书及涵芬楼所藏之古本（原存三万五千余册，事前取出寄存银行者仅五千三百余册）。此恐无复兴之望。每一念及，为之心痛。”
上海沦陷后，张元济与好友叶景葵等人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取合众人之力“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的意思。为此张元济力邀长期致力于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的顾廷龙“移驾南来”，主持合众图书馆的馆务。抗战期间，张元济还与郑振铎、徐森玉、张寿镛等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孤岛上海为中央图书馆抢救古籍。
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经籍书本飘摇零落，“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用毕生之力做刀笔，镌刻出自己这句话的每一个字。
左一王云五、左二蔡元培、右二张元济
前排左二胡适、左三张元济
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转角）合众图书馆。为躲避日寇破坏，上海沦陷时合众图书馆从未挂出过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