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金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09年，13岁的沈德鸿在乌镇植材小学写下37篇作文，这是他留存于世最早的文字。

　　少年茅盾以小楷直书完成了这两册线装国文作业，封面镂空题签“文课”二字，习作共计一万六千余字。

　　1981年，茅盾先生逝世那一年，在桐乡县文化馆堆积如山的“文革”查抄物资中，这两册作文本重见天日。吴骞等本土文化工作者将它们送往北京鉴定,直接促成了茅盾故居的修复与纪念馆的报批，并推动了三级茅盾研究会的成立，更拉开了此后数十年茅盾研究成果出版的序幕。

　　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茅盾故里，走到乌镇镇观前街17号的茅盾故居时，空气里仿佛还弥漫着百年的书香。站在“立志书院”那方古朴的讲堂前（立志书院辟为茅盾纪念馆，讲堂作为纪念馆的展厅），阳光透过天井洒在青石板上，仿佛能听见百年前少年们的琅琅书声。而在茅盾故居的陈列室里，两册泛黄的线装本《文课》（故居内为复印件，原件保存在桐乡市博物馆）静静躺在玻璃柜中。

　　今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再次回望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波澜壮阔的一生时，不要忘记他留在故乡的珍贵遗产。重读这些百年前的墨迹，读到的是一位文学巨匠的少年原点，是他“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见识与格局。13岁少年的笔锋，既受益于深厚的旧学根基，又始终跃动着关切现实的新思想火花。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当年亲历这批珍贵文物发现和保护的吴骞先生。听他讲述45年前（注：从1981年至2026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春天，这两册作文本是如何重见天日，又是如何“撬动”了茅盾故居修复与研究版图的。

　　尘封的“遗珠”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我们首先想请您还原一下那个历史现场——这两册作文本，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

　　吴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一方面是给受冤干部平反，另一方面是处理动乱期间收缴的物资，归还给原主或其家属。

　　当时所有物资就收在县文化馆储藏室。因为工作量巨大，归还工作已经开展了两三年，工作人员优先处理红木家具、古董、皮箱这些大件，最后才腾出手来整理这些纸质文稿。1981年2月，我们在整理杂物时，偶然发现了这两本作文本。

　　那时，我已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四五年，负责文字材料和摄影报道。领导听了文化馆汇报后，马上让我先接手保管这两册作文本。

　　当我们看到这两册作业本时，作为文化工作者的直觉告诉我：这是无价之宝。这不仅是茅盾现存最早的手迹，更是填补他少年成长史空白的“第一手证据”。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在那个技术条件相对有限的年代，你们是如何处理这批宝贝资料的？

　　吴骞：两本册子已经发脆，我们根本不敢大力翻页。当时我借来了流行的“海鸥”双镜头120相机，又借用县委报道组的暗房冲洗胶卷，将两本作文本的封面、封底以及内页的每一页都进行了完整的翻拍和存档。当时的宣传部同事，茅盾研究爱好者钟桂松见我太累，陪我一起开夜工帮忙。

　　翻拍和存档也是因为当时领导担心原件送往北京鉴定后可能被上级部门或北京方面留存，带不回来，让我“做两手准备”先翻拍下来。

　　后来证明这是我们多想了。

　　进京“鉴宝”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1981年9月的北京之行，后来被您总结为“两促三推”。当时带着这两本册子去见夏衍、阳翰笙、韦韬（茅盾之子）等时，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对当时尚未起步的桐乡茅盾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吴骞：为修复茅盾故居，搜集茅盾文物等事，我们一行三人（吴珊、魏棣华、吴骞）赴京，核心任务就是把作文本拿给家属和知情人甄别。

　　我们带着省里的介绍信，九月七日至二十一日，走访了文化部、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六个单位。拜访了夏衍（文化部顾问），阳翰笙（文联副主席），徐肖冰（全国影协主席，文联党组成员），韦韬（茅盾的儿子），叶子铭（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茅盾专家），孙嘉瑞（茅盾的秘书）以及王会悟（李达夫人，茅盾亲戚）等七位同志。

　　韦韬先生、孙嘉瑞以及王会悟老太太看到这两本泛黄的册子时，都非常激动，韦韬看到父亲少年时的笔迹，当场就红了眼眶，他说这是给茅盾研究送来的“稀世珍宝”。

　　茅盾早年在家读初小，和王会悟是同窗，王会悟后来也专门回忆过这段求学经历。两人年纪相仿，经常结伴上学、放学，这些史料都可查证。

　　当时的文化界大佬们，如夏衍、阳翰笙同志等，都给出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批文稿极大充实了茅盾研究资料库。

　　夏衍同志还说：“沈老是非常热爱家乡的，他的思乡之情很重。他生前多次同我谈起乌镇的白果树，他说文化部前院的两棵白果树虽然高大，但不及家乡的唐代老白果。你们要把沈老家乡的古迹和故居保护好，要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这两本作文本，经过考证、核实，认定是茅盾童年时代的手稿。这份珍贵的资料，是茅盾遗留的最早墨迹，在茅盾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通过韦韬同志协助，在京复制了副本，并与韦韬同志商定，原件由桐乡保存，作为将来故居陈列室中的核心展品，也可以展示出去。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您提到的“两促三推”具体是指什么？这两本作文本，是如何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的？

　　吴骞：在1981年之前，桐乡虽然有茅盾故居的“地基”，但那是残破不堪的，甚至被十几户居民占用，根本没有像样的馆藏。因为缺乏核心文物，修复和建馆的申请一直很难获批。

　　这两本作文本的发现和鉴定，直接促成了“两促三推”：

　　这里的“两促”，一是指促进了茅盾故居的抢救性修复：有了这批国宝级文物作为“压舱石”，省里迅速落实了修复经费，推动了故居内11户42名居民的搬迁，让故居得到了修复。二是促进了茅盾纪念馆的报批与建立：从申报到获批，只用了半年左右。

　　“三推”指的是推动了全国茅盾文物的征集：当时韦韬安排我们先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发现茅盾小学作文的配图消息，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发布征集公告，全国各地的收藏家、机构纷纷响应，一大批散落民间的茅盾手稿、书信得以回归，推动乌镇茅盾故居文物藏品的征集；二是推动了三级（全国、省和县级）茅盾研究会的成立：在此之前，嘉兴几乎没有系统性的茅盾研究。依托这批作文本的研究价值，我们点燃了学术界的热情，为后来的研究会成立打下了基础；三是推动了茅盾研究成果的出版：包括后来的《茅盾全集》以及各类研究专著，都因为这批少年手稿的发现而丰富了内容。

　　解码“少年老成”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作为最早接触并研究这些手稿的本土文化研究者之一，您在看这37篇作文时，让您感到惊讶或印象深刻的篇目是哪些？一个13岁的孩子（当时读小学五年级），是如何写出那种超越年龄的深刻与犀利的？

　　吴骞：我们过去总以为小学生作文就是记记流水账，但茅盾的《文课》完全颠覆了这个认知。我在研究中将这37篇作文归纳为史论、时论、修身论三大系列。

　　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史论”文章。比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一个小学生，不仅能把历史事件梳理清楚，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导致北宋“强干弱枝”、最终积贫积弱的深远影响。老师当时批语是：“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还有《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论》。当时清末民初，社会上盛行暗杀风潮，很多革命党人寄希望于刺客。但13岁的茅盾在文中却提出了极其理性的观点：“强国在修武备”，不可“惟刺客是信”。他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否定了恐怖主义，主张要唤起民众、建立强大的国防。这种战略眼光，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许多成年人。

　　茅盾能写出这样的作文，也得益于植材小学当时开放的教育环境。他从小就不是在写风花雪月，而是在用笔参与社会变革，这种基因后来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您在论文《茅盾文学风格溯源》中提到，茅盾后来的文学风格具有“题材内容社会化、语言表达理性化、作品组合系列化”的特点。您能否能结合这些少年作文，具体谈谈这种“大师基因”是如何在乌镇的学堂里萌芽的？他少年时期的文风，跟他后来那个宏大的“文学宇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承关系？

　　吴骞：这正是这两本作文本核心的价值——溯源。大师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翻看这些作文，你会发现，他不是零散地写，而是有系统地训练。比如他写了好几篇关于“治国之道”的文章，通过对比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等，来论证“宽猛相济”的道理。你看他13岁时写史论，通过对比人物来谈治国，这种“系列化”的思维习惯，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写小说时，一定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系列，比如他的“民族资本家系列”“时代女性系列”或“农村农业农民系列”。

　　还有他那种“理性化”的笔法。他在《悲秋》里借景抒情，把个人的悲凉上升到国家危局。这种“心境与环境的统一”，后来就变成了他小说里那种冷峻的、社会剖析式的环境描写。可以说，少年时期的这三十七篇作文，已经铸就了后来那位文学巨匠的模具，余下的只是填充更宏大的血肉。这种是他从少年笔耕到文学宇宙的一脉相承。

　　我们再结合具体作品来看他写作题材内容的社会化。茅盾虽然身在学堂，但他的笔触已经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他痛斥当时官场的腐败：“钱可通神，生者以死”“卖官鬻爵，重赋敛”，甚至直言“上下隔阂，弊害中起”。他没有写风花雪月，而是写“时论”，写“实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正是他后来创作《子夜》等宏大叙事作品的思想底色。可以说，他少年时期的文风为他日后成为一位兼具艺术敏感与社会剖析能力的文学巨匠，埋下了最早的伏笔。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少年茅盾在作文里写下这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说是贯穿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吴骞：这句话出自《试论富国强兵之道》这篇考场作文。当时是乌镇童生会考，题目很大。13岁的茅盾没有掉书袋，而是结合父亲（沈永锡）生前的教诲，将家庭熏陶与时代忧患凝聚在笔端，写下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言。

　　有趣的是，当时主考官（也是他的表叔卢鉴泉）看到后，激动地加了密圈，批语道：“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这句话，不仅是他少年时期的座右铭，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成为了他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终极动力。

　　江南文脉的“硬骨头”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大众印象中的江南文化往往是温婉、柔美的。但茅盾少年作文中表现出的这种理性、批判的风格，似乎与传统的“柔美江南”形成了一种张力。您认为当时的乌镇，或者说江南的教育环境，是如何孕育出这种“硬骨头”精神的？

　　吴骞：确实，茅盾的少年作文，让我们看到江南文学里“硬骨头”的一面，江南文化不仅有柔软的一面，更有“气清而肃，笔秀以达”的理性与担当。这种文化厚度，能让嘉兴在很多江南城市中脱颖而出。比如我们现在打造“书香社会”，就可以把少年茅盾的学习精神作为典型案例，让更多人知道，嘉兴不仅有好风景，更有好的人文传统。

　　少年茅盾有这样的一面，我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层面的滋养：

　　首先是开明的家庭教育：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秀才，但他鄙弃八股，床头放的是《时务报》《新民丛报》。他临终前留给茅盾的遗嘱就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母亲陈爱珠也是他的启蒙老师，思想非常开明。这种家庭环境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新学”和“实学”。

　　其次是新式的学堂教育：茅盾就读的植材高等小学（前身是中西学堂），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老师思想开明，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你看老师的批语，经常出现“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见识高超，扫除凡猥”这样的评价。这说明当时的教育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学生质疑经典，不盲从权威。

　　当然这也离不开故乡深厚的人文底蕴：乌镇虽然是水乡，但自古以来就是人才辈出之地。这种敢于批判、敢于担当的精神，其实是江南文脉的一部分。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现在的语文教育，很多孩子还在为“怎么写好作文”而苦恼，往往陷入辞藻堆砌的误区。回看百年前茅盾的“写作课”，对当下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启示？

　　吴骞：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就是：文章要有“魂”，笔下要有“人”。

　　现在的学生作文，有时候太注重技巧，堆砌好词好句，但缺乏真情实感和逻辑思辨。茅盾的作文告诉我们，写作的本质是思考。

　　他写作文，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表达观点。他敢于批评时政，敢于反思教育弊端（比如他写《学部定章》，批评当时学制“惟学期是察，而学力不论”）。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家国情怀，才是写作的灵魂。

　　我想对现在的嘉兴青少年说：不要只做“做题家”，要做“观察家”和“思考家”。多读点历史，多关注社会，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就像少年茅盾那样，哪怕只是写一篇小小的作文，也要写出格局，写出担当。

　　江南周末X江南戏精：站在茅盾诞辰130周年的节点上，这两本已经泛黄的作文本，您觉得对于今天的嘉兴意味着什么？

　　吴骞：这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

　　过去，我们只知道乌镇出了个茅盾，是个大作家。现在，通过这两本作文本，我们知道了一个“成长中的茅盾”。我们知道了他的迷茫、他的愤怒、他的理想、他的才华是如何在乌镇的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

　　对于嘉兴来说，这两本作文本也是“嘉兴文脉”硬核的注脚。它证明了江南文化不仅是小桥流水，更有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

　　对于乌镇来说，它是“活态传承”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互联网、谈论未来，但不能忘记我们的文化根脉。茅盾少年时那种敢于创新、敢于批判、敢于拥抱新知的精神，与今天的互联网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打破陈规，追求进步。

　　这两本作文本，就是我们给未来的一封信。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诚、思考、担当，永远是文学和人生的最高准则。

　　记者手记

　　回望故居那两册静静陈列的《文课》，我们仿佛看到了1909年的那个少年。他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窗外是风雨飘摇的晚清，他心中燃烧着“富国强兵”的烈火。

　　1981年的那次发现，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抢救，更是一次精神的寻根。

　　正如吴骞先生所言，大师的辉煌，始于少年时期每一次认真的书写。这两本薄薄的作文本，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少年的成长，一个家族的记忆，更是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文化、对真理、对未来的执着叩问。

　　值此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吴骞先生特将其相关研究成果写成《茅盾文学风格溯源——再读茅盾小学时期的两本作文》一文，从茅盾小学作文出发，去辨认少年沈德鸿笔尖那座文学大厦的最初图纸，亦作为一份学术献礼，致敬这位从江南水乡走出的文学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