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吕建华 整理 许金艳
“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20岁的模样”
推开草堂木门，风裹着草木清香飘进来，湖边我亲手改造的复刻红船静静靠着河岸，戏台边上还堆着前几日排戏剩下的水乡布景。
今年两件大事撞在了一处，建党105周年，又是越剧诞生120周年。6月28日晚上，我们嘉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越剧小戏《菱花姑娘》在这里正式首演，台下坐满村里的老乡亲，看着台上农民、大学生、藏族孩子同台唱戏，我坐在台边，记忆一下子就被拉回1969年。
我二十岁时，作为下乡知青来到这片白荡漾，在借住的农民家里，写下人生第一部小戏《一棵稻苗》。
2009年我正式退休，告别待了十多年的省文联，再次回到当年下乡插队的村里，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槜李农夫”。
从1971年离开村里回城，几乎每年都会抽空回村里看看乡亲们，我跟这里乡情深厚。
1969年，我和另一个知青韩祖康，一起住在农户家里。日常农活繁重，挖河泥、割稻、积肥、挑土方，赶上农业学大寨，挑土是常态。虽然辛苦，但我那时候才二十岁，身强力壮，算是村里的全劳力。
调回城里，就是因为我写的《一棵稻苗》，这出剧的内容讲知青下乡后，在贫下中农教导下转变对农村的认知，贴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剧本写完后，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还到嘉兴县参加汇演，县里相关部门注意到我擅长文字创作，就把我调回城里，专职创作剧本。
我下乡前，就看过顾锡东先生的越剧作品。顾伯伯是我的引路人，他那会儿编剧的电影《蚕花姑娘》传遍江南。他后来有很多像《山花烂漫》这样的好戏。他还帮全省业余作者改剧本，从不提署名、不计酬劳。
我到了嘉兴文化馆后，他就指导我怎么创作。到了省文联，他继续是我耳提面命的老师。有一个剧本，我写了没多少字，他给我修改的建议写了2万多字，厚厚的一叠。
顾伯伯是特别重视抓创作的，因为好剧本能出来，才能有好戏。他总跟我说：“写戏不是为拿奖，台下老百姓的掌声，才是最佳褒奖。”
2009年我从省城退休，在嘉兴城里待了8年，为嘉兴拍过电影《假如没有你》《七把枪》，可还总想着自己当年下乡的白荡漾、华家桥。
2017年十月秋天，我回村里探望老乡余玉土，他和我同龄，当年下乡我就住在他家，当时他正在田里给青菜浇水，秋高气爽，走到白荡漾边上，一下子勾起我年轻时的念想。
插队时，我就幻想，要是能在白荡漾边上搭一间茅草屋，旁边种满果树，一辈子住在这里多好。当年的梦想，没想到等我退休实现了。
2018年跟村里签了合同，流转8亩地，一签十年合同。我就在当年插队的地方安了家，给院子取名“槜李草堂”。我这8亩地主要种植槜李，因为我觉得它是最嘉兴的水果。我种了200棵槜李树、50棵枣树、30棵柿子树、20棵梨树、5棵桃树，还有3棵石榴树。
村里的人也欢迎我回来，我在这里建了舞台，建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室。现在每次村里面要举行什么活动，总把我推出来，对外也是介绍：我们民丰村有吕建华创作基地。
别人会觉得，城里条件那么好，文艺圈熟人都在，安安稳稳养老不好吗？非要回乡下守着8亩地种槜李，年年贴钱，图什么？
我从小跟泥土亲。十来岁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开荒种地，割猪草、种瓜菜是家常便饭，正是这让我度过最艰难的饥荒，在我眼里，土地是最神奇的。回到插队的村里务农、创作，好像又回到了20岁的模样，感觉是开始了二次生命。
从2009年到现在，我写了十几部剧，都是这里的营养，这里的素材。回村里，我很开心和村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心态。搭建乡村舞台，听田间闲话、水乡旧事，书本里翻不到，全是我写戏最鲜活的素材，这份精神富足，多少钱都换不来。
“南湖红船的故事不是只有那么一种写法”
我这辈子跟红船的缘分，起步早。早年我在南湖边上的嘉兴文化馆工作，我们和南湖革命纪念馆是一个团支部，我们团支部经常一同走访南湖周边村落，我就专门采访过许家村村民，他们采菱、捕鱼和摆渡。
后来我被借调到嘉兴党史办工作，单位送我去省委党校专修党史。作为嘉兴人读党史，特别关注党的一大和南湖红船，那时候我就想着一件事情：红船的故事，大家都很关注，但大家讲红船历史，都围着一大代表，出了很多好作品。可我觉得红船的故事可以生发开去，嘉兴百姓也可以写进红船故事里。红船诞生在嘉兴水乡，根基是千千万万工农。嘉兴的老百姓也见证了那段历史。在不违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作为南湖边的艺术家，我们能不能
有更多的艺术创造？
对于普通人来说，干巴巴的史料普通人看不进去，就像《三国志》流传度很低，改编《三国演义》才能家喻户晓。历史通过文艺创作活化，才能走进老百姓心里。
写菱花姑娘这个人物，种子更早。我祖母家早年在镇上跑水上运输，撑船摆渡，我从小听她讲船上的日子，水上人家不受条条框框束缚，心里自有一股韧劲。1983年，我写下散文《南湖烟雨情》，第一次落笔记录南湖船娘群体。当年到许家村走访，我也见过村里采菱、摆渡的渔家姑娘，她们常年风吹日晒，身板结实，待人泼辣爽利，见过湖上风浪，跟人打交道敞亮实在。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撑菱船、有觉醒意识的渔家姑娘，扎了根。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脑子里，慢慢沉淀出菱花这个完整人物。
为什么叫“菱花”？无角菱是南湖的特产，以前南湖里都是采菱船。菱花姑娘，是许家村采菱的女娃，是南湖水乡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的女儿。我用这个名字，就是想说——红船的故事里不能只有一大代表，也得有这些采菱的、跑船的、修铁路的。
2014年，我的纪实文学《烟雨红船》由党史出版社出版，正式开启我持续十余年的红船系列。之后广播剧《南湖船歌》、歌曲《天下最美南湖水》、电影《假如没有你》《七把枪》、越剧《槜李传奇》，全是自筹经费排演，一分稿费报酬都不计较。
为什么揪着嘉兴的题材不放？我是这块土地养大的，红船不只是一条船，是精神图腾。文艺工作者得把这个精神传下去。南湖红船的故事不是只有那么一种写法，我们还有别的写法。嘉兴一定要发声，一定要表达。
“这戏，我当新大众文艺来试”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又是越剧120周年，我就想，得有个作品表达南湖儿女对党的热爱。
《菱花姑娘》的剧本创作也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故事放在1921年党的一大闭幕后，把18岁的许家村采菱船娘菱花立为主角。她读过《新青年》，心里有救国念头，骨子里是底层劳动者的反抗。父亲阿祥是嘉兴铁路工人，这是依托南湖边的真实群体。
还有个党史研究者发现的冷门人物，我特地写进戏里——海员工人施章，宁波人，当年他陪王会悟从上海来嘉兴，负责一大代表安保，王会悟坐船头，施章坐船尾撑船。在戏里，一大代表离开后，他留嘉兴善后，排查有没有蛛丝马迹留给密探。我写戏的时候就想，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个故事呢。这条线接上，菱花父女掩护一大代表的戏就立住了。
剧本里一大代表和王会悟都没有登场，只通过父女对话侧面提及。主线是恶霸马爷勾结上海密探登船查会议痕迹，菱花父女假意周旋，等到开往上海的火车鸣笛、确认一大代表平安，再把恶徒推到湖里。结尾父女撑画舫沿运河入长江，奔向长沙工人夜校。这个情节也有参考原型，他是海宁袁花镇人许志行。
许志行这条线，我也是研究过的。毛泽东当年在路上偶遇这个普通贫苦青年，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带他去长沙读书，跟毛泽民、毛泽覃同住，后来入党，参加农运。所以在我戏的结尾，父女俩顺着运河、长江、湘江，去找毛大哥——历史上找不到那艘画舫的去向，但这不妨碍艺术创作给它个合理的去向。
这戏，我当新大众文艺来试。
这些演员怎么聚起来的？我们网上发信息招募，而且要本地的。
现在剧中两个反派人物马爷、阿三，他们的扮演者一个是新丰镇上的职工、一个是附近的农民，她们俩会唱越剧，是乡村文艺骨干分子。她们唱古装戏头头是道，《王老虎抢亲》张口就来，但现代戏要她们女扮男装，演出1921年的恶霸、密探的阴狠刁钻，对她们来说跨度太大，怎么都找不到状态。
一开始，她们俩在舞台上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加上方言重，一句“小柴灶”，时常念成本地土话“小竹灶”，怎么演都不像。我只能逐场示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走位不能屁股对观众，两人不能叠一起，说话眼睛看对方。从6月1日排到28日，排练了差不多一个月。
演菱花姑娘的国家一级演员朱丹萍是省里特邀的，听说是写给老百姓的红色戏，零报酬，从杭州赶过来。嘉兴大学藏族学生格桑央宗是主动报名的，她演卖五芳斋粽子的小贩，剧中有句对白——“五芳斋粽子要伐——”。我们这出戏打磨了两个版本，一版由本地百姓出演，一版由嘉兴大学学生出演。所有人一分酬劳都没有，全凭对红船、对越剧的一腔热忱。
党史专家也来坐镇。嘉兴党史学会的老师把关，要让这戏既符合史料又有艺术创造，不是干巴巴说教。
戏的音乐、歌词是我自己写的，“东南风吹来暖洋洋”，就是嘉兴田歌的调子。田歌是嘉兴老百姓自己的歌，菱花是嘉兴老百姓自己的姑娘，用田歌调子唱菱花，才对得上。顾伯伯那辈的《蚕花姑娘》，也是从民间里长出来的。这也是我理解的新大众文艺，不光演员是老百姓，音乐素材也是来自老百姓的。
6月28日之前，我们还彩排试演了两场，请的都是村里的乡亲。现场坐满了人。戏是写给他们的，得让他们先评判。
村民们很开心，有的村民来晚了，没看到戏，就说好遗憾，还问下次啥时候再演。看到戏的人呢，就说这个戏好看，讲的是我们南湖的故事，也是我们农民的故事。看戏的村民中就有人种过菱，他们小时候，就有姑娘叫菱花的，菱花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很亲切。
菱花一出来，大家都说，“我们嘉兴的菱花姑娘就这么迷人”——有人这么说。也有人嘀咕：“原来红船故事还能这样写。”
“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
1970年我在这里写出人生第一部小戏《一棵稻苗》，五十多年后，还在同一个村，自编自导红色越剧，我自己感慨很大，最大的感慨是“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
眼下《菱花姑娘》只是个小戏，半个钟头左右，我想最好能扩成大戏，把更多船娘、铁路工人的故事装进去。今年10月嘉兴大学还要带这个戏去成都，参加第十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让全国观众看看嘉兴老百姓和红船的故事。
6月28日首演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辆车把他们送走，我回来以后，天上的月亮静静地照着舞台，台下还有很多花瓣飘来飘去，东南风还在那里吹。湖面上也静悄悄的，我在想，这一天真的是过得特别有意义，有点像做梦一样。
这一天，别人看我全场忙。这出剧，嘉兴小百花越剧团是班底，但是经费还没有落实，我自己当舞台监督，也是想着少请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想起自己带新丰小学的孩子在船上做手工、上党课。我对他们说，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是在8月3日召开的，建党纪念日是7月1日，建党那时候全国只有50余位党员，现在一亿多。孩子们很快就记住了。
28日的演出，孩子们也来看了，他们争着和菱花姑娘合影。这出戏在他们的心里又播下了一层美好的种子。
我还想着越剧进校园，想着跟新丰小学、新丰中学继续长期合作，每个月办“少年红色小舞台”，让孩子们不光看戏，还知道更多红船的故事。我想让这根弦绷紧了，红船故事不会忘，越剧不会丢。
从省级专业戏曲创作领域退回乡村草台，我感觉像拓荒者，就像当年种庄稼一样在“种”戏，在田间地头重新播越剧秧苗。
我觉得“乡村戏剧”在当下提出来很有必要。乡村戏剧观众，其实是最渴望戏剧的人群，但他们好像被淡忘了。
我想做“乡村戏剧”，想为乡亲写戏，在乡村演出，演他们爱看的戏。乡村的观众喜欢传统戏，喜欢看好人有好报、善恶分明的戏。他们认为夫妻应该相伴到老，要孝顺父母。他们喜欢忠奸分明，特别喜欢清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乡村观众中特别受喜爱。
越剧120年了，它的生命力，得往基层扎，往老百姓的心里面扎根。
东南风吹过水乡，老少同场观戏的画面让我感触很深。
我想一个人的思想离不开这块土地，土地不只是一个物理形态，还是个精神形态。我这一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属于这片江南水乡，也属于红船，属于越剧。接下来，我还想继续劳作下去，继续写下去，继续把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变成我笔下的人物。
【记者手记】
听完吕建华的半生故事，内心满是温热的触动。这位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原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两度扎根新丰白荡漾，青年时下乡被乡土滋养，退休之后主动二次返乡，以“槜李农夫”自居，守着年年亏损的果园，自筹经费排越剧《菱花姑娘》，这份选择在当下格外难得。
如果说当年的下乡是土地养育他，如今二次下乡，是他拿文化回馈这片曾养育他的土地。
现在乡村早已机械化耕种，昔日弯腰插秧、肩挑土方的苦日子远去，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物质富足之余，精神文化的滋养更显珍贵，这也是他扎根乡村的初心。
恰逢建党105周年、越剧120周年，他跳出红船题材的固有思路，践行新大众文艺：不独倚专业名角，把乡村票友、本村农民、高校学子一同请上戏台，让水乡百姓成为故事主角。
吕建华这一代人亲历乡村变迁，亲眼见证时代向好，他们用老百姓听得懂、看得见的越剧，讲属于群众的红船记忆。
所谓新大众文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舞台演出，而是让普通人登台、让乡土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