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如松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9周年纪念日。那天适逢周日，我随书友一行到上海四川北路，感受先生的“生活圈”。

　　众所周知，先生以笔为枪，他人生最后也最为辉煌的十年，是在四川北路一带度过的。他说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与血”，他的“生活圈”很小，如果匆匆打卡，点卯一圈只需15分钟，但我此行是怀着朝圣心情而来，所以每到一处，都细细体验。

　　我先到甜爱路“上海鲁迅纪念馆”。在讲解员引领下，我依次参观了“生命的路、首在立人、画出国人的灵魂、保存着开拓者建设者、精神界之战士、人之子”等六个展厅。看着眼前陈列着的件件实物，我感觉一点儿也不陌生，好像都在哪儿见过似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知道，这是先生录清代诗句赠与挚友瞿秋白的对联，那独特的小楷字体，有着不一样的味道。

　　走出纪念馆右折，我直奔近旁的鲁迅墓。因为之前读过迟子建散文《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所以我对鲁迅公园内的一草一木都格外亲切。站在先生坐像前，望着他冷峻的脸庞和如炬的目光，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转过坐像，我来到先生墓前，只见毛主席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鎏金大字遒劲有力，下方摆着各界人士敬献的六个鲜红花篮。我双手合十，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沿着“鲁迅小道”，开启先生“生活圈”打卡，第一站来到大陆新村鲁迅故居。1926年，先生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来沪上，先借宿在共和旅店，后租住到多伦路景云里，直到1933年4月11日才定居大陆新村，与茅盾先生毗邻。是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晴。午后得母亲信。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由于没有预约，不能入内，我只能在铁栅门前遥望，好在迟子建散文对故居内部陈设多有介绍，我并不觉得遗漏了什么。

　　打卡第二站，我来到四川北路甜爱路口的内山书店。白色的外墙，二层小洋房上挂着“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匾牌。走进店内，但见鲁迅著作琳琅满目，其他书籍和文创产品也不少。遥想当年，先生经常到此看书购书，1928年4月9日日记中，先生这样记载：“小雨，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文芸丛书》二本，一元八角。”我还知道，先生在此接待了刚从东北而来的沪漂青年作家萧红、萧军，还有阿累在《一面》中描写他在此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在上海，先生将内山书店当作他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打卡第三站是“鲁迅存书室旧址”。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先生的书房居然不在他的故居。他在1933年3月27日日记中说，“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据讲解员说，先生之所以将四千多册藏书存于此处，主要出于身处租界的安全考虑。望着眼前居民区里的半间北向斗室，我想到了贾平凹《消息》的后记，他说自己的书房离家居然有四站路，面积有上百平，除大量藏书外，各类佛像、石刻、菩提树等应有尽有。

　　打卡第四站是“木刻讲习所旧址”。这个旧址其实是一套底层租房，各居室陈列着部分当年作品，更多的图片是介绍木刻社师生的生平事迹。当年，先生在此举办过一期木刻培训班。在1931年8月17日日记中，先生这样记载：“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为作翻译，自九至十一时。”

　　最后一站，我来到位于多伦路上的“左联”会址。先生在日记中记载，1930年3月2日，“星期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我观看着展陈的文物，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绘本——先生一袭长衫，站在讲台前，目光既冷峻又慈祥，右手抬起指向前方……画面下方，写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体验先生的15分钟“生活圈”，我足足用了半天时间。尽管如此，我还感觉自己只是走马观花。我知道先生的“生活圈”虽小，但文化辐射力特别强大。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我须仰视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