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金艳 实习生 张梦瑶 摄影 梅里老林
2024年11月6日下午，嘉兴大学的“省身讲堂”现场，坐满了人。
来自上海、衢州、湖州等周边地区和嘉兴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们以及嘉大学子汇聚一堂，聆听“人民艺术家”王蒙开讲“文学的可能性”。
今年90岁的王蒙，从事文学创作七十余年，出版了百余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
之前在谈到自己时，王蒙爱说一句话：我还是文学战线上的“一线劳动力”。
有人说，如果我们打开王蒙的作品库，会发现“时代”是最为耀眼的关键词。
1953年深秋，19岁的王蒙写下了《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此后，王蒙风雨兼程的创作就一直饱含着对人民和生活的爱。
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蝴蝶》《活动变人形》，包括新时代以来的《笑的风》《霞满天》等作品，王蒙为中国留存了丰富的文学档案。
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以新疆农村为背景，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被誉为“《清明上河图》式民俗画卷”，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边风景》的诞生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1963年底，王蒙一家远赴新疆，一去就是十六年，这部小说也是这段经历的收获。
2019年9月，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亲历者，王蒙身上融合了文化部长、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作家等多重身份；他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这些年，他以文学、研究、演讲、访谈等方式不断讲述着当代中国。
在讲座开场，嘉兴市文联名誉主席黄亚洲介绍，王蒙多年前曾路过嘉兴，但是没有停留，但他依然记得作家余华跟他在一起，给他讲起了自己在海盐县怎么给人拔牙的故事。这一次王蒙来到嘉兴，看了南湖和红船，走访了嘉兴的美丽乡村，也因为嘉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作协的邀请，嘉兴的读者有了这样一次和文学大师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以下为王蒙讲座的部分内容，我们整理如下。
“可能性并不排除不可能性”
文学有几大特点，第一，它是来自生活的；第二，它是可以虚构的。虚构的结果就使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似乎不受什么限制。
任何的事情都会考虑到可能性，经商有经商的可能性，考学有考学的可能性，作战有作战的各种可能性。在各种可能性之中，一般的可能性是一个序言，是一个引子，是一个序曲。只有当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以后，这件事情才算是完成了。但是从文学层面，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把各种可能性都能够设计得、构想得、分析得、安排得清清楚楚，动人心弦，你这个差不多就算完成了。
可能性是一个哲学上最有趣的词儿，因为可能性包含各种方法、预测，这是一种可能性；含蓄、保密、不透露，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请大家想一想，可能性是不排他的，可能性并不排除不可能性。
文学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通过语言，必须通过文字，因此语言和文字太复杂。
对于可能性的部分是对想象和创造的重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语言本身又出现了不知多少可能性。
我常常说（但我说的很可能仍然是不准确的），任何一句话都至少有15种的说法。说各位好，这是一种说法；大家好，这是一种说法；说Hello everybody，这也是一种说法。各种说法很多，但是作为文学来说，要能在这里头找到相对最精确、最合适、最动人、最有活力的说法。
“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
我还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舞蹈、美术、建筑，这都是视觉的艺术。但是如果你想说明白它们，你需要用语言，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或者需要有一个介绍。这就是说，你要借助语言和文字。
音乐、歌唱，很多东西是生命的艺术，是听觉的艺术。（比如）你要想普及交响乐，我们一定有一部分人听交响乐，听不明白。要给他们普及交响乐的话，你得给他解释几句，你得把艺术最微妙的感觉、艺术最动人的感觉表达出来。
如果你能够用语言来讲一段对交响乐的理解，就相当于是文学，你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语言表达意义的水准。所以我们重视语言，重视文学，重视文学的可能性，重视语言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文学才是世界的本质”
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的大家，文化的大家，在古代文学有各种说法，也表达了文学本身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博尔赫斯说的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通向一本一本的书。世界之所以可爱，是这个世界给你提供了一个任务，把世界这本书编辑起来，把它符号化，把它段落化，把它章节化。博尔赫斯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世界的本质并不是它的形状、形体和目的，而是它是章节，它是段落，它是结构，它是文学，就是说文学才是世界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体是这个世界，文学的源泉是来自于生活。这是我们的看法，但是博尔赫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很简单，他被文学和语言的艺术俘虏了。
一个人要钻了艺术那是不得了的。钻了艺术以后，你一切的痛苦都没有了，或者说你一切的痛苦全部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已经钻了艺术。
西方的作家写这个（主题）写得最好玩的，写得真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英国人毛姆。毛姆写的《月亮和六便士》，他写法国一个真实存在的大画家高更。这高更本来是银行的一个职员，已经40岁左右了，忽然有两年他表现得不太正常，下了班也不回家，每天不知在忙着什么，问他又不说。妻子雇了私人侦探，侦探汇报高更每天都到各个地方去画画、收集材料，他的妻子听到这里就哭了：如果他迷上了艺术，我无法战胜艺术。
他的妻子给了侦探一大笔钱，说给你这个钱的目的，就是要你必须保证不准告诉别人我的丈夫迷上艺术了，不然银行马上就把他开除了，银行哪能用一个迷上艺术的人。如果他让别人知道他迷上艺术了，信用机构马上就把他的信用卡吊销了，这样的人买东西还能付钱吗？
毛姆就是用了这样特别夸张的手法，嘲弄的手法，实际上他是在歌颂艺术，歌颂艺术对人的影响，歌颂艺术的魅力，歌颂艺术的精神能力，歌颂艺术对人整个的精神境界的提高，这种影响达到了极致，这也是文学和艺术的一种可能性。
文学可以很含蓄，可以话说得不那么特别清楚，把精神的空间留给读者，但是文学也完全可能把这一切都写到了。
“因为我别的都没干成”
电影《铁皮鼓》的原著作者君特·格拉斯，他回答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他回答说：因为我别的都没干成。我到处引用这句话，引用这句话的结果就是一部分年轻的写作的同行对我产生了不满，说你怎么带头贬低文学？
我也是想了几十年，我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喜欢这句话，直到90岁，我才弄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喜欢这句话的逆推论。什么意思？什么是逆推论呢？也许我不是什么事都没干成，才选择了文学，而是因为我选择了文学，我也不想其他的事来消耗我的人生。一个人选择了文学，他有很多事就不想做了，但是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特别理解这句话，反过来说，因为写作了，别的事我就做不成。
“我下辈子还必须做中国人”
要愿意和人民交流，要多看书，千万别光看手机。
说实话，我看手机的时间也超过了看书的时间，但是我还是说，如果光看手机，你就变成了小傻子。手机上有海量的信息，但很少有人能够来思索、鉴别、选择，相反，如果你去看书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思索、选择。
我是1953年开始写作的，1979年才出书。1979年初到现在是多少年？是46年，我耽误了二十几年，但是现在继续不断写。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叫做《从前的初恋》，前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是我1956年写的，我曾经把它投给刊物，被刊物退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解释，可能写得和生活太近了，让人看的感觉，有点像是报纸上的内容。结果过了这些年以后，这个作品还是受到了（杂志）主编非常大的欣赏。
《这边风景》是（写好）40年以后出版的，称赞它的人，说它是“《清明上河图》式民俗画卷”，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正在改编成电视剧。我还有一个作品叫《初春回旋曲》，是经过30年后发表的。
这些作品既有它的时代性，甚至于新闻性，有的（作品）好像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它可以经住时间的考验，在经过几十年以后，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接受美学的不同。
诗是美好的。我在《人民政协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写的是我去开封游览“清明上河园”，那儿有一个歌舞表演，里面第一首诗就是辛弃疾写上元灯节的词（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我说他的词写得太好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我说哪怕只是为了看得懂、欣赏得了这首词，我下辈子还必须做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