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昱华

　　美国历史学家卫周安的著作《北京的六分仪》，副标题名为“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一座仪器，为什么与全球化的中国历史形成了关联呢？

　　卫周安师从“汉学三杰”之一的史景迁，也擅长用巧妙的微观视角进入大历史的叙事流程。在这部作品中，卫周安以六分仪为切口，以小见大，“消除了一些长期以来受重视的神话。”在传统的叙事之中，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直至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闭关锁国的中国开放自己的大门。卫周安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在卫周安看来，自1799年乾隆帝去世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漫长的19世纪”期间，中西方之间的交互，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输入，而是中国面对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时，基于过往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反馈的复杂相互作用。

　　这样的历史经验，本身也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经验的来源，一方面受传统的、源自本土发展的观念影响；另一方面，则是16到18世纪时期，中国与欧洲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果。这种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主导了清朝的对外政策，更形成了“西方”一词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历经岁月流转以后，从地理到文化，再从文化到政治，被不断地添加了新的内涵，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认知。

　　卫周安对“我们为何会产生‘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解答。16到18世纪，传教士的活动是中西方交流的途径之一，在这过程中，双方价值观存在很大冲突，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折中性与教会排他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难以从根源上得以解决。同时，西方的政治观点，也难以对中国的上层施加影响力——他们希望获得先进的技术与精良的器具，而排斥其中的文化。

　　该书的标题，得名自南怀仁为康熙所制作的六分仪。怀抱着传教的理想，南怀仁远渡重洋。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南怀仁仿造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为康熙献上了他监造的六分仪，这一代表着西方技术的珍宝，希望借此作为叩门砖，让康熙允许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尽管南怀仁未能实现意愿，但此举无意中激起了中国高层人士对于西方器具的热衷。

　　如同欧洲热衷于源自中国的茶叶与瓷器，欧洲的精密商品也吸引着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例如我国名著《红楼梦》中就有着西洋镜、机械钟等器具的记述。随着器具的引入，欧洲的科技、文化乃至于军事战术，也得以随之传播到了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晚清为了自救所展开的洋务运动、向西方派遣外交使臣与留学生等救亡图存的运动，正是这种注意成为了历史的经验，被清朝的高层所吸取的表现。

　　不过，作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似乎过于重视清朝的上层人士，忽略了底层百姓与欧洲传教士之间的互动。卫周安将其写作的重点，放在了清朝康熙至乾隆这一“中国的盛世”时期，但是，对于作者的磅礴野心与宏大目的而言，仅仅挑选这样一个时间段就够了吗？

　　明清时期的传教士，走的是“上层路线”，试图通过服务帝国的上层以打开门户。而这导致了作为下层百姓的大多数人出于自保的心理，并不乐于与他们进行接触。此外，传教士对于地方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一方面，建立教堂、吸纳信徒很容易产生土地与税赋上的纠纷；另一方面，旧有的士绅阶层担心这些传教士会与其争夺地方上的特权。尽管教士们承担了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作用，但他们的直接目标是进行传教，扩大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这带来的冲突并不只有文化上的对立，也导致现实利益的纠葛。

　　南怀仁所制造的六分仪，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期间被德军洗劫，运往了柏林，后来在一战后归还，时至今日，依然默默注视着历史的夜空。它见证了数百年间的中西方互动，随着中国的命运与地位共同浮沉。该书结尾说道，“中国的克制与保留并不意味着孤立于世界。”愿未来能像书中所言，“贯穿中国历史的全球潮流，在下一个千年仍将奔腾不息。”

　　《北京的六分仪：

　　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

　　[美]卫周安 著 王敬雅、张歌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