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根其

　　那串钥匙至今还在抽屉里，铜色发暗，齿痕却磨得发亮。

　　1998年，我有幸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就在市区一环外的同乐小区，建筑面积整整56.7平方米。我也是最后一批享受福利分房的人。那房子原是城区政府大院的家属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是领导分到新房后退出来的旧房。

　　记得那天，油车港派出所走廊飘着桂花香，所领导探头喊我：“去趟局里后勤科，有你分到房子的消息。”

　　我跨上那辆雅马哈二轮摩托车，从乡下派出所“突突突”骑到市区，风刮在脸上是热的。后勤科老同志把钥匙拍桌上：“同乐小区，一环外，城郊接合部，56.7平方。”当时城北路、东升路还没有那么宽，边上不远还有农田，晚风里能闻见泥土气。可那是自己的屋檐啊。

　　下班绕去新房，三楼，西窗。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夕阳斜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方金黄。两室一厅，厨房转身都困难，卫生间只能挤下一个人。我站那儿看了很久，觉得这辈子安稳了。

　　那间小屋盛满了日子。

　　客厅摆一张饭桌、一张沙发，人走动要侧着身；女儿小时候在过道里骑小三轮车，从客厅到卧室，三个来回就到头。越是局促，越是热乎。冬天一家人挤在客厅看电视，暖气片滋滋响，妻子织毛衣，女儿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我翻报纸，谁也不愿去里屋，就贪这点热气。夏天把竹榻搬到阳台上，夜风从三楼飘进来，邻居老陶在楼下喊：“下来吃西瓜，冰过的！”我应一声，趿着拖鞋下楼，路灯底下几张竹榻排开，男人们赤着膊，女人们摇着蒲扇，聊单位的事，聊孩子升学，聊到蚊子多了才散。

　　同乐小区的梧桐树一年年长高，我的头发一年年稀疏，孩子的个子一年年往上蹿。

　　女儿初中毕业那年，选择了读中专。我和她妈都没说什么，心里却翻腾了很多个晚上。那阵子，她常常一个人坐在西窗底下，望着窗外发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两代人，隔着一扇虚掩的房门，各揣各的心事。

　　后来赶上房改，把同乐路的老房子卖了，凑钱换到米兰风景小区，56.7平方米变成143平方米。搬家那天，我把这串旧钥匙从钥匙串上解下来，没舍得扔。女儿帮忙收拾，看见问：“这破钥匙留着干嘛？”

　　我说：“你小时候骑三轮车撞的墙，还在上面呢。”

　　她愣了一下，笑了，眼眶却红了。

　　如今站在新居露台上，望出去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当年一环外的农田早成了商圈，城北路、东升路也拓宽了不知多少回。有时路过同乐路，那排房子还在，外墙重新刷过了，显得年轻。我会慢下脚步，抬头找三楼那扇西窗——曾经亮着灯，飘着饭菜香，挤着三个人的笑声。不知道现在住的是谁，阳台有没有晒着被子，夜里还听不听得到邻居喊吃西瓜。

　　房子越住越敞亮，记忆却越沉越深。

　　钥匙留着，念的不是旧，是那个骑摩托车去领钥匙的下午，是三楼那方金黄的夕阳，是女儿坐在西窗下的背影。从福利房到商品房，从城郊接合部到城中央，变的是门牌号。推开门时，心里那份“到家了”的踏实，倒一直没变。

　　（作者为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