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公众参与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核心价值，为新时代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将嘉兴“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实践作为中国典型样板向全球推广，标志着“嘉兴模式”正式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案例。嘉兴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样本，也是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探索。
一、困境倒逼：传统治理失灵催生多元共治新路
嘉兴地处长三角核心腹地，自古为江南鱼米之乡。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生态治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2008年，市域内国控、省控、市控主要河流断面水质多为Ⅴ类、劣Ⅴ类，水污染积弊深重；大气污染同步加剧，区域异味扰民投诉居高不下，群众反映强烈。
彼时，传统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治理成效跟不上群众期待、工作推进达不到党委、政府要求，生态治理陷入“矛盾叠加、问题集中、风险高发”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群众环保意识持续觉醒，环境权益诉求日益强烈，因污染引发的信访纠纷、群体性事件逐年攀升，生态环境成为关系民生、关乎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党委、政府审时度势，明确要求以“铁腕治污、铁面执法、铁心减排”的决心，全面打响生态环境整治攻坚战。
然而，环境治理本质上是公共事务，要想彻底改变，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路线贯穿生态治理全过程，变“政府独治”为“多元共治”，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参与”，依靠群众力量破解治理困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倒逼与理念觉醒中，嘉兴开始探索生态治理新路。
二、理念重塑：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在这一重要论断的指引下，嘉兴始终坚持生态为民、生态靠民、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推动治理理念从“政府管理”向“共建共治共享”深刻转变，逐步构建起“党委、政府引导，公众主体参与，政企民协同共治”的现代生态治理格局。
组织重构：打造“一会三团”系统化参与架构。初期民间环保力量热情高涨但分散碎片化，志愿者自发监督缺乏统筹，与部门沟通松散、联动不足，难以形成长效合力。为此，市环保部门牵头搭建规范化、常态化公众环保组织体系，创新组建“一会三团”核心架构，实现民间力量系统化整合、规范化管理。
“一会”即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在原环境科学学会基础上完成法人登记升级，作为全市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平台，面向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市民全面开放入会，构建覆盖面广、凝聚力强的环保社会组织矩阵，为公众有序参与提供组织依托。
“三团”即三支专业化市民志愿队伍：环保市民监督检查团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市民，常态化参与重点企业督查、污染源巡查，实时监督治污设施运行与整改落实，畅通民间线索上报渠道，实现全域化社会监督；环保专家服务团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选聘专业人才组建智库，深入企业研判治污痛点，提供技术指导、方案优化、难题攻坚等服务，破解企业“想治不会治、治污成本高”的困境；生态文明宣讲团组织环保专家、公益人士深入企业、校园、社区、乡村，常态化宣讲生态理念、法律法规、防治常识，厚植全民环保氛围，推动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载体创新：构建六大制度化参与渠道。为避免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嘉兴聚焦实操性、常态化、制度化，创新搭建六大参与载体，让公众参与有渠道、有抓手、有实效、有监督：常态化企业走访监督机制组织市民监督团跟随执法人员走访重点企业，让公众直观了解生产流程、治污投入与运维难点，既强化监督震慑力，也增进群众对企业治污压力的理解，化解政企对立情绪；利益相关方圆桌对话机制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专家四方平等协商圆桌会议制度，针对废气扰民、污水排放、噪声污染等突出问题，定期召开专题对话会，公开治理进展、回应群众关切、凝聚治理共识，实现矛盾就地化解；环境违法案件陪审机制将公众监督嵌入执法全过程，所有重点、疑难环保处罚案件均邀请市民代表参与审议，公开执法依据、违法事实、处罚标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破解“群众觉得处罚太轻、企业觉得处罚过重”的双向争议，提升执法公信力；点单式随机执法机制针对企业反映的“执法不均衡、人情执法”等问题，由公众代表随机抽取检查企业名单，执法人员即时出动、全程公开，杜绝选择性执法，保障执法公平公正；重大项目公众意见调查反馈机制要求环评报告必须征询周边群众意见，作为审批重要依据，对敏感项目提前介入，组织专家与群众代表论证风险，从源头防范重污染项目落地；重点信访公众督查机制则委托环保联合会骨干、公众代表牵头核查群众反复投诉、整改难度大的重点信访问题，现场交涉、督促整改、跟踪落实，高效推动问题清零，彰显公众共治价值。
人才培育：锻造民间环保骨干领军队伍。公众参与的生命力，在于有一批愿意担当、善于作为、持续深耕的骨干力量。政府高度重视民间环保人才挖掘、培育与赋能，主动对接热心环保的社会人士，重点培养民间环保带头人，让公众真正成为生态治理的主角。
嘉兴培育了一大批以万加华、刘锐等人为代表的扎根基层、热心公益、担当作为的民间环保骨干，形成了“领头人引领、志愿者参与、全社会联动”的良好格局，为模式长效运行筑牢了人才支撑。
三、实践成效：多元共治推动生态治理蝶变升级
十余载深耕实践，嘉兴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模式完成了从危机倒逼探索到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成熟运行的完整迭代，取得了实打实、可感知、可复制的治理成效，实现了生态、民生、经济、政治多重价值共赢。
生态质量实现历史性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国控、省控、市控河流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及以上，实现100%达标；PM2.5年均浓度稳定控制在28微克/立方米以内，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80%以上，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彻底扭转了早年污染突出、治理被动的落后局面，“江南水乡”生态风貌重现。
治理体系实现系统性重构。嘉兴模式打破政府单打独斗困境，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公众从环境受害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监督者、建设者，企业从被动治污转变为主动合规、绿色转型，政府从全能管理者转变为引导者、服务者、保障者，形成了“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治理公信力实现整体性提升。通过公开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执法权力得到规范，廉政风险有效防范，治理公信力显著增强，信访纠纷、环境舆情、群体性事件大幅减少，干群关系、政企关系持续向好。
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样板。嘉兴模式为全国基层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2016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纳入中国生态文明治理典型案例，是对这套共治体系科学性、实效性、创新性的最高认可。它充分证明，基层生态治理必须坚守群众路线，坚持生态为民、依靠群众，充分激活群众力量、畅通参与渠道、健全共治机制，才能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强大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四、时代启示：以公众参与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回望嘉兴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模式的探索之路，既是一段攻坚克难、破冰突围的奋斗历程，也是一次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理论探索，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深刻启示。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嘉兴实践的成功，根本在于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为民、生态靠民、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把公众参与作为生态治理的核心环节，将群众路线贯穿治理全过程，让生态治理成为凝聚民心、汇聚民力、改善民生的过程。
必须坚持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生态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政府力量难以奏效。嘉兴实践表明，必须打破传统的政府独治模式，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通过组织重构、载体创新、制度完善，让公众参与有渠道、有保障、有实效，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必须坚持以制度创新保障公众参与常态化长效化。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时，必须依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嘉兴通过“一会三团”组织架构，六大参与载体、陪审、点单式执法等制度创新，将公众参与全面嵌入环境治理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了从零散自发到规范有序、从临时互动到制度常态的转变，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稳定制度保障。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嘉兴实践始终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从北部废气污染到跨界水污染，从企业违法排污到信访纠纷化解，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通过公开对话、协商共治、公众监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在生态治理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十余载砥砺奋进，十余载初心不改。嘉兴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基层生动实践的缩影，是坚持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功范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地方的鲜活样本。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坚持生态为民、依靠群众，充分激活公众力量，健全共治机制，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局面，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贡献基层智慧与实践力量。
（作者系南湖区政协二级巡视员、曾任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