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荣
吴高增,字继长,号玉亭、敬斋,秀水县麟瑞乡(今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吴檀是位才德兼备却隐居不仕的处士,父亲吴文炜是贡生,为候选训导。康熙六十年(1721),吴高增考入县学,师从陆召成——一位诗画俱佳的儒师;后又拜徐枚士为师。徐枚士以经义治术见长,曾任长宁、六浦等六县知县,致仕后担任粤秀书院山长。吴高增自述“及徐先生门最久”,在良师的栽培下迅速成长,后受理学家、工部屯田司主事桑调元推荐,踏上仕途。
吴高增初任山阴县(今绍兴)训导,三年后升任余姚教谕,长期致力于地方教育管理。他注重文教与民生,在余姚任职期间,见文庙破败,便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缮,不强行征用民力,既完成了学宫维修,又让贫困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救济。他爱护读书人,余姚有五名秀才涉案,被指控污蔑朝政。吴高增亲自调查核实,查明真相后直接向知县陈情,最终将他们全部释放,保护了地方学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吴高增擢升为直隶行唐知县。他以民为本,担起父母官的责任。行唐县地瘠民贫,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针对沙深地瘠、垦荒无效的现状,他上奏请求停止对新垦荒地的征税,并列出“荒政18条”等利民政策,以纾解民困。他还倡导技术扶贫,推广“凿井种诸”之法,一口井可灌溉十亩地,有效对抗旱情。在基层治理中,他铁面无私地“整顿约正”(约正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他通过民意推荐,罢黜市井无赖,选拔老成忠厚者担任约正,专司教化,劝勉孝悌,鼓励农桑。经过数年努力,行唐县呈现出“沙渚平添千涧水,烟波疑泛五湖春”的景象,北方小县面貌焕然一新。
吴高增不仅是一位县令,还是一位诗人、书法家和方志专家。他的吏治别具一格,处处透出儒官的做派:以兴学促进吏治,以圣人先贤为楷模,进行正面引导。他将自己的诗书作品张贴于县衙、学宫之前,用以教化民众。行唐县学宫前,有他题写的《行唐县学宫摹像》诗文:“矧兹典章郑重,大诰丁宁。颁青纸而凤衔,媲玉书于麟吐。以觉民则倍切,以成化则尤神。敬而听之,是所望也。用作先期之告,莫贻后至之嫌。”这篇公文以诗教形式训导学子。吴高增在多处学宫前张贴摹像诗文,后汇编成《圣贤像赞》(亦称《先贤像赞》),这是一部摹绘孔子及儒家先贤画像、配以四言赞诗的图册,在清代享有盛誉。
他在山阴县学宫前的赞诗写道:“狂澜横決,礼教波靡;鲁人知之,而独问礼。泰山所临,鲁邦所履;人哉之称,中流一斫。大哉山人之所知。”以狂澜比喻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礼教如洪水决堤般颓衰。他赞颂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在周室衰微时坚守礼乐的高尚品德,勉励学子们向宓子贱学习,在混乱的环境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淳化民风出力。在余姚学宫前的像赞诗则为:“昔过长泾,有鸟在树;嘲嘲啁啁,似言公墓。处困而亨,高爵不慕;圣人嘉之,曰吾女女(女,即汝)。”讲的是孔子学生原宪(即子思)在泾水畔曾说“学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表达他安贫乐道之志。有鸟在树,以鸟鸣比喻原宪清高自守,虽居陋巷如鸟栖高枝,不改其乐。那嘲啁的叫声,似乎在向孔圣人表白:身处困境仍悠然自得、不眼馋高官厚禄者,会得到圣人嘉许。他希望学子们也能如此。
吴高增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勤于著述,有《敬斋集》25卷、《玉亭集》16卷传世。他还精于地方文献,主纂《行唐县新志》《乾州小志》《山阴节孝志》和《兰亭志》等。其中尤以《兰亭志》闻名,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关于绍兴兰亭最系统的专志,不只是一部地方名胜志,更是一部“兰亭学”文献汇编,是研究兰亭的核心底本。吴高增既是享有美誉的地方官,也是清代嘉兴文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