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苏
6月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光学大楼报告厅内，大型人文纪录片《大侠金庸》正在播放。
这并非一次偶然的文化造访。
24年前的春天，金庸曾受聘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徐中玉、钱谷融、郭豫适等学界泰斗亲临现场，与年轻学子一同聆听这位“武侠小说宗师”畅谈“人文因素与经济发展”。
24年后，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导演段欣，带着三年磨一剑的《大侠金庸》来到这所学府，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联聘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罗岗围坐对谈，带领师生走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江湖，讲述纪录片创作的幕后，畅谈金庸武侠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
活动结束后，江南周末记者分别专访罗岗与毛尖，听他们讲述金庸与文学、金庸与江南文化，以及嘉兴这座群星闪耀的城市，如何激活名人文化IP，在江南叙事的蓝本中讲好中国故事。
一个人的“双手互搏”
在大多数观众认知里，金庸就是那位写下15部武侠小说，塑造了郭靖、黄蓉、乔峰、令狐冲等经典武侠人物的文学大师。“时代与金庸是相互成就的。”罗岗觉得《大侠金庸》最核心的叙事策略是不仅从文学角度塑造了金庸，“还让我们看到金庸背后那个更博大、更丰富的一个叫查良镛的人。金庸是建立在更丰富的查良镛之上的。他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作家，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但回应着的是大时代变化。”
正如段欣所言：“我们从最初的‘看山是山’，以为他就是一个武侠小说家；走近以后才发现，他本人的丰富性完全不亚于他小说的博大精深。”
纪录片没有停留在“武侠小说宗师”这单一标签上，而是用三集的体量，按照时间线索，讲述他少年离家，在抗战烽火中辗转求学；青年赴香港，从电讯翻译做到编剧、导演；中年创办《明报》，身兼社长、总编、主笔三职；晚年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为香港回归贡献智慧。这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新路径。我们读懂了查良镛如何成长为金庸，如何双手互搏、左右开弓，以如椽之笔为华人撑起一片文化天空，如何重情重义，成为满怀家国的“大侠金庸”。
段欣坦诚地分享了创作《大侠金庸》的艰辛。从业近30年，这是她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认知的颠覆、材料的驳杂、取舍的艰难、现实的叩问，以哪条线索为主？如何打动没读过金庸的年轻人？团队花了整整一年做历史调研，足迹遍布内地、香港及英国、日本；带着这些疑问，远赴英国探访《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出版情况，“很多专家认为金庸小说太中国化，西方读者get不到精髓。但我们发现，实际情况非常喜人。”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几乎是几代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罗岗回忆起青年时代的“金庸热”：“拿到金庸小说，我上午看完，下午就传给毛尖老师看，毛老师看完，晚上还有人在等着。毛老师当年有个‘壮举’，就是买了一套三联版金庸小说全集，我们都特别羡慕。”
毛尖一开口便带着她特有的犀利与坦率：“我们这一代人，青春期是金庸给的，爱情观是金庸给的，道德观是金庸给的，连近视眼也是金庸给的。”那种披星戴月、废寝忘食的阅读体验，是今天刷短视频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金庸对于我们这代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把我们伦理的航道重新建构得更加宽阔。”金庸笔下有很多亦正亦邪的人，包括韦小宝，他们的存在打开了伦理的界限，“以前我们觉得英雄都是少情欲的，好像情欲越低道德水平越高。但金庸笔下，情欲越高往往越有魅力。萧峰、杨过、令狐冲……他们不是完人，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觉得真实、可爱。”
活动现场，一位特殊的观众引起注意。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也是金庸的同乡。他的学生问他“孩子出国怎么学习中华文化”，他建议带三本书，一本《诗经》、一本神话、一本金庸小说，“金庸的作品不仅是一部武侠作品，更是文化层面上的家国乡愁。”罗岗深以为然，“金庸讲故事的方法，是讲到中华文化里去了。”
纪录片《大侠金庸》走进华东师范大学，不仅是一次校园观映活动，更是一次文化记忆的唤醒与传承。当年轻的面孔在光影中凝视那个传奇——看他如何在战火中求学，在报馆里疾书，在书桌前创造那个充满侠骨柔情及家国大义的江湖，金庸的意义便超越了文本，成为一种活着的文化基因。
一个人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金庸火热了一个时代。他的小说逐步走进经典文学的殿堂，这是作品本身的硬度，亦是与一个时代的双向奔赴。
“时代跟金庸相互成就，时势要降临给有准备的人。”罗岗从文学史角度讲述了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很多作品刚出现时，都是通俗的，然后慢慢经典化。比如《红楼梦》是通俗的，当时，明清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但慢慢经典化了。”为什么有的通俗文学能够经典化，而绝大多数不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超越了这个类型。”
像陈省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金庸，罗岗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而且这种承载不是直接灌输，是有机融合到武侠小说类型中”，包括佛道儒经典，乃至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等。“《天龙八部》不仅是一个曲折的故事，还形成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境界紧密相连的氛围，更高级的读者透过这个故事、情节、人物，体会到了金庸小说背后的独特氛围。”
即使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中，金庸也达到了极致。“他写了反武侠小说《鹿鼎记》，解构了武侠世界，可以说，他是中国武侠小说空前绝后的一代——‘绝后’的意思就是在他后面的人都要受他影响，或者活在他的阴影下，或者干脆写不出来了。”
毛尖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这个话其实并不准确，因为金庸一直是通俗的，只是因为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改变了，而不是金庸从通俗走向经典，是时代在变化。”
经典化不是文本属性的简单位移，而是金庸小说与时代语境互动的结果。“时代肯定造就了金庸。金庸当年会被很多人阅读，是因为通俗好看，又和之前的故事有区别，时代为金庸小说的畅销打开界面，金庸的式微也是时代的关系。”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不再读金庸，“但金庸小说的魂魄，始终散落在华文世界的流行文化之中。”罗岗这一观点得到毛尖共鸣，“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学有很多继承，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套路，尤其武侠小说的套路其实都是被金庸设定好的。”
她敏锐地观察到金庸作品还是时代的“风向标”和“度量衡”，“我们这代人最喜欢乔峰，他是大英雄。但前两年的金庸人物排行榜里，周芷若进了前十，连灭绝师太也因为表情包进入青年亚文化。”她虽曾表达过对金庸小说走出主流视野的惋惜，“曾经我们偷着看金庸，而现在却只能靠课程补充。金庸已经淡出这一代学生的生命了。”但依然觉得金庸在当下的意义反而更加凸显，“我一直觉得金庸小说应该列入青少年修养。光见义勇为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申，就是特别重要的。它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气质，包容一个时代的容量。尤其在今天侠义、义气都逐渐凋零的时代，你看《给阿嬷的情书》会这么火，也是因为这种情绪今天失去支点了，大家会觉得原来过去还有这样动人的东西。金庸的小说大量讲述的就是这些故事。”
“这个江湖不仅扩容了孔子对正义的解释，捍卫了司马迁的游侠正义，还在主流价值观的赛道旁，开出了辽阔的行人道。这个行人道，为无数在主流赛道里气没平、愤难消的芸芸众生，点了灯。”
在毛尖看来，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金庸笔下的人物从未被封存在上世纪的旧报纸里，而是一直活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诠释。
毛尖的一段话，或许是对金庸与这个时代关系最好的注脚：“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荷尔蒙的去处，拓宽了对爱与恨的理解，扩展了生命的边界。金庸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在时’，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一个人乡愁里的江南
金庸生于江南长于江南，作品是否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江南文化又是如何内化为他笔下的乡愁的？
对此，罗岗与毛尖给出了互补视角。
罗岗不认可简单的传记式批评：“出生在哪边，就受哪边文化的影响？金庸的特殊性在于他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走了很远的路，香港五方杂处，各种因素结合。他的魅力恰恰是超越了江南文化。”他举例说，金庸最喜欢的几个男主角——乔峰、郭靖、胡斐，“哪里是小桥流水？都是大开大合，更多偏向燕赵男儿慷慨悲歌。”
罗岗认为，金庸对中华文化的把握是“大中国”视野，“金庸也是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非常深入。”他写的《袁崇焕评传》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不亚于专业学者水平。他写金朝、写元朝、写成吉思汗，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乔峰这个角色更是如此。“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指的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底层的这些人。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一般武侠、立意更高很重要的原因。当然，金庸也寄托了对家乡的情感，开篇就写烟雨楼，写江南七怪，但不能简单地从江南文化去讲金庸，他是从江南走向世界，走向一个大中国。”
毛尖则从另一个维度切入。她首先纠正了一个刻板印象：“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就是大家都觉得江南很柔弱。江南士子是很有风骨的，抗战中北方和南方都有很多为国捐躯的人。”
在她看来，江南文化进入金庸，是“让金庸武侠小说更加好看”的审美要素：“一边杏花春雨，一边江湖血雨，这种空间建构是金庸特别拿手的，更有对比感，更强烈。”李莫愁在荷塘里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然后马上出手打人；黄蓉开始女扮男装，到了江南换回女儿装。
“江南女子与看上去文弱的书生，因为叠加了文化资本，显得更漂亮。才子佳人叠加武侠，让武侠有一种文人气质，更具中国士大夫气质，让侠骨柔情更好看。”金庸的复调叙事与江南的腔调相结合，飞花摘叶很锋利，烟雨楼里打起来既有中秋月圆，又有江南市井，这样才好看，但江南绝不是柔弱的代名词，“侠本身包含了一种江南气质。你想想‘荡气回肠’四个字哪一个不和侠有关？”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调子很高，但他所有的侠都有落地的一面。市井烟火，尤其是江南的烟火为金庸小说创造了非常好的地基。”毛尖的阐释独辟蹊径，“金庸很能写酒馆子，能写各地的东西，说到底英雄也要吃小笼包的。”黄蓉最迷人的时刻不是在排兵布阵，而是她系着围裙给洪七公做“二十四桥明月夜”，“金庸武侠既有风骨又有血肉，血肉是靠市井烟火垫进去的，没有这些，他和老百姓勾连的一面就不会那么处得来”。
她提出了“胃的离散”这一概念：“海外华人，说起舌尖上的故乡，每个人都有话说，用洪七公也能拿下全世界的海外读者，离散的胃被集合起来了，这比兰花拂穴手还要精准。”语言能寻找很多人，乡音很久听不到的人，通过小说能回顾一下，金庸写的西湖醋鱼、嘉兴粽子，能把所有人集合起来，“金庸小说不仅让人在精神上满足，也让你的胃暖和了，人心就不慌了，‘胃籍’是真正的慰藉。”
两种视角看似分歧，实则互补：罗岗强调的是金庸超越地域文化的格局，毛尖强调的是江南文化为金庸小说提供的审美质感与叙事张力。金庸既非被江南文化“框定”的作家，也非与江南无关的“飞来峰”——他生于斯、长于斯，又以更宏大的视野将江南纳入“大中国”的文化版图，同时用江南的市井烟火与乡愁，为“侠之大者”注入了血肉与温度。
一个城市的江南叙事
金庸的家乡嘉兴，不仅走出了金庸，还有王国维、徐志摩、茅盾、丰子恺、朱生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里，这座地级市的文化密度令人惊叹。
如何看待这一名人文化现象？
罗岗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给出解释：“明清两代中国文化的中心逐渐迁移到江南，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嘉兴、杭州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江南文化兴盛之地。”1840年之后，上海最早开埠，欧风美雨最先来到江南，特别是江浙沪一带，“传统和现代融合，传统本身根基深厚，既有经济实力，也有文化实力，当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江南人受教育程度高，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新式教育后考大学或者出国留学的基数都很大，各种各样的人物就出现得多了。”
毛尖的回答则带着江南人特有的自信与松弛：“我是浙江人，家乡宁波和嘉兴也很近。我们浙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非常完整的一个元宇宙。”浙江话里保留了非常多的文化层次，有俗语也有雅词，“当说起家乡方言时，人人都是词汇量很大的人了”。嘉兴和宁波这样的城市生来在海洋文化边上，已经站在比较文明的顶尖，同时和各种文明接触，江南的空间诗学“天然为影视小说创造了一个宇宙空间”。
如何在江南文化叙事中，激活嘉兴名人文化IP？
罗岗觉得首先要以嘉兴为主导，对名人文化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梳理彼此的关联和共性，勾勒出内在的联系，无论是家族的联系还是交往，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城市文化精神。“这也是《大侠金庸》对嘉兴名人文化研究的启示，提供了一个样板：要做就要站位高一点、视野广一点、档次高一点。”
从文旅开发角度，罗岗还给出具体建议：“比如伦敦，根据小说在贝克街221B打造了福尔摩斯的住所，比如都柏林，布鲁姆主编《都柏林文学地图》串联萧伯纳、乔伊斯、王尔德等作家。”金庸小说中不乏与嘉兴相关的经典场景，“江南七怪在醉仙楼上喝酒，很热闹，写了江南风物，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我们有没有把金庸小说的场景联系起来？”
大家都叫江南文化，杭州也叫，苏州也叫，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嘉兴如何做好江南文化的文章？
罗岗的回答冷静而务实：“你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要找到嘉兴的特色，这很关键，讲不出特色，就会雷同。”在他看来，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有丰厚的名人文化等独特资源，“是不是发掘出来了？怎么串起来？老百姓是不是都知道了？怎么传播出去？”
从学术研究、文化挖掘，到点位设置、交通构建，再到推广传播、文旅开发，这是一个体系化构建。
毛尖则从文学与影视研究角度提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建议：长三角应该“以江南文化为C位，创造一个日常生活的同盟军”，不是经济同盟，而是“日常同盟”。“我们共饮长江水，吃的东西，服饰、语言、生活习惯都相同，欣赏的人，美人、英雄也有一致性。这种日常同盟可以同建我们的美学、长三角的文化。我们可以用长三角的文化日常共同体创造一个热气腾腾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