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已经经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各种各样的茅盾研究著作数以百计，林林总总的茅盾研究文章，估计数以万计，如果有研究机构将这些茅盾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收集起来，可以编辑一套上百卷的“百年茅盾研究大系”。不过，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自然不合时宜，只能作为一个茅盾文学爱好者的个人想法，说说而已，不足为凭。

　　作为一个茅盾文学爱好者，现在可以做的茅盾研究，就是脚踏实地，用老办法、笨办法去认真读茅盾的作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档案中，寻找深入茅盾研究的新亮点，寻找茅盾生平和创作的有趣往事，为中国茅盾研究做点添砖加瓦的工作。这本《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和晚年》，就是我最近几年从茅盾著作和档案史料里发现并撰写的有关茅盾生平和创作的长长短短的文章结集，这些文章所讲述的人和事，无论影响大小、往事远近，尽量做到言之有物、有根有据；谋篇布局尽量做到有趣可读。当然，其中有些文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一见到史料就率尔操觚，而是有着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比如写茅盾1926年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往事，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读茅盾回忆录时，就心存疑问，茅盾去广州时到底是几个人？茅盾讲五个代表，为什么只写出四个人的名字，但是当时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直到几年前看到国民党有关“二大”选举代表的史料，才把心中的疑问释然，原来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套路”程序来理解，国共两党斗争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虽然这个往事还有不少史料值得进一步挖掘，我还是先写出来，以期抛砖引玉。

　　还有20世纪30年代茅盾小说被禁的往事，是几年前浙江图书馆一位朋友提供的史料，我在图书馆看到这部被审查官审查过、书页之间应还留有审查官严格气息的书，十分感慨和惊讶，当年茅盾也是一个30多岁的进步畅销书作家，国民党审查官对他毫不留情，我知道，过去的茅盾研究中都提到茅盾作品被审查删改，但一直没有见到真实的图书实物，没有想到审查官是如此严苛！所以见到这本被国民党审查官审查过的书以后，我又专门去寻找当年上海一些出版社的相关史料，以及国民党有关部门的批复档案。但是，当这些档案史料前后联系起来，我又发现，当年的图书审查，比进步文艺界知道要审查的时间还要早，可见国民党审查新文学作品的保密措施，比我们想象的厉害。现在我把当年审查茅盾作品的前前后后往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茅盾当年生活创作的环境。

　　茅盾1949年参与国旗、国歌、国徽征集工作的往事，同样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过去我们对茅盾1949年的往事介绍，往往局限在茅盾文化活动，比如召开文代会，请领袖为《人民文学》题词等，但是我在读全国政协的这些档案时，发现1949年的茅盾还是国旗、国歌、国徽征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他是副组长，所以对国旗、国歌、国徽的每一次讨论，他都在场，都亲自参与讨论修改和汇报，有意思的是，在读这些档案时还意外发现茅盾的一篇佚文，而且是茅盾亲自手写的。这样的发现，丰富了1949年茅盾的革命生涯。

　　还有，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写电影剧本的往事，老一辈茅盾研究者早有传说，但是什么时间写及具体情况如何，大家都不知道，连韦韬先生也只记得个大概，前几年香港的朋友在蔡楚生先生后人那里发现茅盾的一些佚信，朋友将这些信发给我，一看，竟然是当年茅盾到上海深入生活、写电影剧本的有关史料，这真是奇迹，茅盾研究界传说了几十年，至此我们才真真切切地知道茅盾确实写过电影剧本——只是后来没有成功。这就是茅盾给蔡楚生先生的几封信的有意思、有价值的地方，填补了茅盾研究的一个空白。此外，有关茅盾小说《列那与吉地》的写作时间，虽然仅仅是数字上的1与2的差错，但是距离事实相差甚远，因此才有《关于茅盾创作〈列那与吉地〉的时间》这篇小文章。

　　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活动，是茅盾作为文学巨匠、作为革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茅盾研究界对此一直比较忽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在20年代史料中梳理茅盾的革命活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有一点新发现，无论大小，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同时发现，我手头保存的80年代无关紧要的公开材料，在今天研究20年代茅盾时忽然派上了用场，当然包括我自己收藏的80年代一些前辈给我的书信，所以对茅盾在20年代的地下革命活动以及生活，有了相关小文章。

　　至于茅盾晚年的贡献，本来是茅盾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茅盾的晚年与众不同，尤其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茅盾的气魄和胆识，展现出一个经历过五四运动的老人风采，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本文为《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后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