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
编辑人语：
今年是大文豪茅盾的130周年诞辰。
回望他笔墨交织的“文坛朋友圈”，从与鲁迅的“奔现”相知，到瞿秋白的倾心论艺；从与叶圣陶、郑振铎共织文澜，到提携萧红、并肩郭沫若……既见先生之才情，更见其人格之厚重，连接起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脊梁，这不仅是在重温一段星光璀璨的文学史，更是在致敬一种以笔为旗、肝胆相照的风骨。
同道者引路携手论艺
1933年5月6日，正是立夏日，嘉兴人的习俗这天要吃野米饭，乌镇人也叫野火饭。离开家乡多年，寓居上海大陆新村的茅盾夫人孔德沚与保姆一起，正手剥新鲜豌豆，准备和着肉丁、笋丁煮一锅野火饭，同时打发茅盾去叫隔壁邻居鲁迅，“请大先生过来吃一顿我亲手做的家乡饭”，茅盾闻言拿起自己刚出版的书，推门兴冲冲往鲁迅家走去。
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六日，晴。午保宗来并赠《茅盾自选集》一本，饭后同至其寓，食野火饭而归。”
“保宗”是茅盾化名之一，两人的交往始于十几年前，鲁迅当时已凭《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在文坛声名鹊起，而二十出头的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小说月报》编务工作，年轻的茅盾大胆向鲁迅约稿。1921年4月8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收到约稿信的鲁迅很快寄出自己的翻译作品，“《工人绥惠略夫》译稿一部寄沈雁冰”，从此两人开始频繁通信，以笔谈的方式建立起深厚友谊，一直到1926年8月底在上海，两人才在郑振铎组的饭局上实现笔友“奔现”。
年轻的茅盾不断发表点评鲁迅作品的文章，1921年他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写：“过去三个月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盛赞《狂人日记》“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1922年说《阿Q正传》：“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
1933年初，《子夜》平装本由开明书店出版，2月3日鲁迅日记记录：“三日……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同年4月再出精装本，6月19日鲁迅日记：“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鲁迅向友人推荐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
鲁迅所说的“我们”，是指以他和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他们”主要是指审查、封杀左翼作品的文化官员和依附官场的文人。身为作家，两人深知写稿维生是作家养家糊口的主要技能，但是当局的文化审查和随意封杀，令作家写稿维生这条路越来越艰难。1934年5月，两人聊起《文学》杂志连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号，销路很好，如果作家无法创作现实题材，那么翻译外国作品倒也是一条“卖文”维生的途径。1934年9月，鲁迅和茅盾联手创办的《译文》杂志创刊，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专业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行业杂志。
1933年8月13日，《中华日报》副刊刊登了署名“施蒂而”的文章《读〈子夜〉》，文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这位“施蒂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笔名，《子夜》“诞生”之初，有他的积极参与。
1931年4月底5月初，瞿秋白避居在茅盾家，彼时茅盾正酝酿并写《子夜》“记事珠”，茅盾回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茅盾给瞿秋白讲述自己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给他看写作大纲和前几章内容，“秋白看原稿极细心”，边看边提出自己的意见：大资本家吴荪甫的座驾应改为高级雪铁龙，原稿写福特，无法凸显其富豪身份；又说“资本家面临绝望境地时，往往具有疯狂的破坏力，甚或兽性发作”；瞿秋白还对原稿中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表示异议，建议茅盾改为一胜一败……茅盾对瞿秋白这些建议，都一一表示接受并修改，可以说，《子夜》的定稿，有瞿秋白的一份用心在。
1933年《子夜》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三个月内四次再版加印，成为当年度的“爆款”读物，瞿秋白著文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茅盾与瞿秋白相识于1923年的上海大学，当时瞿秋白是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茅盾则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和英文系。1924年冬，瞿秋白与杨之华婚后住进闸北顺泰里12号，与顺泰里11号的茅盾一家比邻而居，两家之间的来往亲密如家人。茅盾夫人孔德沚与杨之华成为好姐妹，一起撮合了茅盾弟弟沈泽民与张琴秋的姻缘；茅盾女儿沈霞与杨之华女儿瞿独伊同上一所幼儿园，瞿秋白到幼儿园接送姑娘时总是两个女孩儿捎带一起同进同出。
虽然后期两人在“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中出现分歧，但茅盾始终对瞿秋白持正面评价，形容他“是诗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人”，而瞿秋白在牺牲前绝笔《多余的话》中，也向世人推荐茅盾的小说“很可以再读一读”。
文学研究会共织文澜
1921年1月，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作人、许地山等联合志同道合的文友，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刚刚担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一职，他着手改版，把《小说月报》办成文学研究会的专属刊物，推动中国新文学创作。
作为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两位组织者，茅盾就《小说月报》改版事宜与郑振铎交流：“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郑振铎全力支持茅盾的改版努力，他俩依托文学研究会组织、以《小说月报》为平台，提倡“文学为人生”、发表新文学作品、推广现实主义小说、介绍外国文学……在《小说月报》改革改版过程中，他们成为彼此信任的亲密挚友。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成为《小说月报》主编，基于二人相同的文学主张，延续着《小说月报》的立场风格。
1932年3月，郑振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学术演讲，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茅盾时代”这一命名，他在演讲中说：“自民十七到民廿，这三四年中，即以茅盾个人作代表，而名曰‘茅盾时代’。”
1927年5月郑振铎远赴欧洲游学，叶圣陶接过《小说月报》主编接力棒，成为代理主编。早在1921年，茅盾接手主编《小说月报》第一期，就发表了叶圣陶的小说《母》，还专门为此写编后记：“圣陶兄这篇创作，何等地动人……我现在是要介绍圣陶兄的另一篇小说名为《伊和他》……从这两篇，很可看见圣陶兄的著作中都有他的个性存在着。”
而“茅盾”这个笔名，也正是经由叶圣陶之手“横空出世”。
1927年茅盾完成小说《幻灭》后以笔名“矛盾”投给《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刊发前，考虑到《百家姓》并无“矛”姓，这一看就是个假名，容易引起审查官员的注意和追问，就把“矛”字改成“茅”，算是姓茅名盾，“人家就不大会疑心”，从此茅盾就以此名驰骋文坛。
1942年，茅盾夫妇逃离沦陷的香港跋山涉水抵达桂林，当年6月叶圣陶去往桂林看望茅盾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雁冰夫妇亦仍如前，他们五年来行路最多，见闻广。雁冰方作一长篇小说，俟其出世当为佳作。”叶圣陶还未读过便预感会是“佳作”的，便是茅盾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茅盾做主在《小说月报》连续刊发研究会成员许地山的作品。《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4月5月6月以“落华生”为笔名又接连刊发《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等短篇小说，茅盾特地向周作人解释“落华生即许地山先生的别字”。茅盾欣赏许地山的创作风格是“浪漫主义风度而写实的骨骼”“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异常严肃，然而他表于外者又常是爱说爱笑爱诙谐……”
上海沦陷后茅盾一家辗转来到香港，与许地山重逢后交往频繁。1938年，茅盾与许地山一起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团结香港文艺界，开辟“第二战线”进行文化抗日。1938年10月22日，香港文化界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举办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茅盾介绍鲁迅战斗的一生，许地山鼓励大家学习鲁迅不愿做奴隶的精神，要坚持抗战到底。
笔墨作枪炮左翼同心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1946年8月，茅盾在《呼兰河传》序言中，写下这令人感伤的句子。这一年的4月，茅盾再次来到香港，心情抑郁而悲伤，当时他女儿去世未满一年，香港留下过他女儿青春欢快的足迹；而在浅水湾，还有一座寂寞的坟，躺着茅盾一直欣赏的青年作家“红姑娘”萧红。
1933年，萧军和萧红共同创作的《跋涉》出版不久即被禁，萧红、萧军也被伪满当局列入监控名单。1934年6月，二人逃离哈尔滨前往上海，称他俩是“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的大先生鲁迅，接纳并帮助他们安顿下来。1934年12月19日，鲁迅请萧红、萧军吃饭，邀请包括茅盾在内“可以随便谈天”的左翼文人作陪，茅盾因此与萧红相识。
茅盾惊叹并珍视萧红的文学天赋，1936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新近这样悄悄地出现的文学作品，据我所见，还有一部萧红作的《生死场》……读者可以在鲁迅的序言中认识它的价值，也可以在胡风的读后记中略窥作者的艺术的手腕。”1940年，因抗战而多年不见萧红的茅盾，惦记她的创作，向友人写信询问：“红姑娘创作甚为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副刊连日登载，想兄等已得读。”1941年，茅盾与萧红在香港重逢，欣喜得知她完成了长篇《呼兰河传》，可惜一年后萧红病逝，没有看到茅盾为她写的《呼兰河传》序。
1947年底，郭沫若与茅盾两家先后到达香港，在达德学院辞旧迎新会上，茅盾夫妇拉着郭沫若和他的孩子们照了一张合影。
茅盾与郭沫若在相识之初因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争而并不投缘。1921年4月，两人在上海首次会面，郭沫若1932年写文形容：“雁冰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人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因此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耗子。”这时的郭沫若对茅盾并不友好，刻薄地形容他是“耗子”。而晚年的茅盾则友善地回忆两人初次见面那天“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器宇不凡。”
加入左联后，他俩积极进行革命文学创作，抗战时又并肩宣传抗日文化，共同的信仰让他们变成政治盟友，领军左翼文化阵营的经历令彼此的友谊越走越近。
1941年11月16日，在香港的茅盾牵头为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组织庆祝活动，称赞郭沫若“在新文艺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激起了‘狂飙突进’的影响”。而1945年重庆举办庆祝茅盾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活动，郭沫若提前一天就手书贺词“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专程送到茅盾家中。
抗战后期的重庆虽然物资匮乏、文化人生活清苦，但没有影响他们日常聊文艺创作的心情。夏衍回忆，有一次众人在茅盾家中讨论剧本和小说创作，茅盾夫人孔德沚只找出一点花生勉强招待，但大家兴致不减，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
茅盾与夏衍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1932年茅盾作品《春蚕》发表后，夏衍非常喜欢，着手将《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在拍摄期间，夏衍邀请茅盾去现场参观，指导、修正剧中养蚕场景的细节。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主政中国电影，他再次出手改编茅盾作品《林家铺子》，剧本出炉后，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剧组南下杭嘉湖，用镜头再现《林家铺子》的生活场景。
两人这场第二次合作却经历了一场风波，在特殊时期，电影《林家铺子》被冠以“丑化工人形象”“美化资产阶级”而成为“大毒草”，茅盾无奈苦笑：“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岁月伴旧谊良友知己
特殊时期的风声鹤唳令老朋友们暂时沉默，但相识相交半个世纪的胡愈之却并未远离，韦韬说他“是爸爸的常客，每次他总能带来一些上层的消息。他很关心爸爸的政治境遇，想弄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爸爸一直‘靠边站’？”1973年4、5月间，胡愈之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告诉茅盾，年迈的茅盾听了难免激动，胡愈之安慰说：“想必是‘查无实据’，所以不便来打扰你。可是又做不了结论，只好挂起来。”
胡愈之与茅盾的友谊开始于192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两人一起经历了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中国文化建设，在风风雨雨中成为互相生命中重要的朋友。
1936年5月31日，茅盾联系史沫特莱，为重病的鲁迅延医诊治，当天下午，史沫特莱带着美国医生来到鲁迅住处，由茅盾担任翻译，向医生转述了许广平介绍的鲁迅病情。
茅盾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是1930年5月，还是经由徐志摩牵线认识的，“新搬家后有一天，徐志摩从开明书店处打听到了我的新居，带了一个外国女人来看我。”史沫特莱一见面就问茅盾讨要他的小说《蚀》，茅盾签名后送她，史沫特莱翻开《蚀》，看着扉页前的茅盾照片，忍不住开起玩笑：“Like a young lady”。
1935年9月，茅盾应史沫特莱之请，写了一篇《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文中批评赛珍珠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的歪曲，推荐西方读者阅读史沫特莱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两本书，希望西方了解更多的中国现实。同年，史沫特莱着手推动茅盾长篇小说《子夜》英译本的翻译工作。
1935年，巴金与茅盾在一场文艺界的酒会中，一位画家突然抱头大叫“痛”，旁边朋友说：“他患脑神经痛多年，发作时要吃止痛药，今天出门匆忙没带药。”巴金闻言上前说：“我和你一样患有脑神经痛，我的止痛药十分有效，吃一片马上就好。”说着从兜里掏出药片让画家吃下去，没一会儿画家果然头就不痛了。
茅盾在一旁看得发呆，他拉过巴金问：“从没听说你有过脑神经痛，怎么还随身带了止痛片？”巴金眨眨眼笑道：“他头痛吃药多年，已形成依赖，我觉得是神经焦虑、紧张，吃下药心里得到安慰，神经就松弛了，头也自然不痛了，我给他的药不过是苏打片。”茅盾闻言失笑说巴金还有这手。
1937年8月，上海文化界推举茅盾主编一份抗战刊物，茅盾拉上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一口答应支持出版，议定刊物名称《呐喊》，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呐喊》出了两期就遭查禁，改名《烽火》重新发行。不久茅盾离开上海去香港编辑《文艺阵地》，他在晚年回忆：“其实，从（1937年）十月份起，我暂时离开上海，《烽火》的实际主编就是巴金了。”
巴金回忆接替茅盾编务时的一个细节：“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
1977年9月，茅盾为老友巴金书了一幅《西江月》：
几度芳菲鹈鴂，一番风雨仓庚，斜阳腐草起流萤，牛鬼蛇神弄影。
可笑沐猴而冠，剧怜指鹿盈廷，五洲怒火正奔腾，齐唱东风更劲。
1980年3月，巴金赴京，与茅盾久别重逢。历经半生风雨、世事浮沉，两位老友执手相对、感慨万千，促膝长谈的温情，定格在书房的珍贵合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