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廉欣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同志从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三个方面，精辟阐释了其深刻内涵，并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近年来，嘉兴市立足红船起航地的红色资源禀赋，深挖红船精神的红色文化富矿，着力将南湖打造为革命精神高地。口述史通过记忆建构、情感联结与代际传承为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一、口述史推动红船精神的记忆建构

　　口述史通过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双向互动，将储存在个体的记忆外化为可传播的口述资料，其本质是“大脑记忆的外化”。口述史的记忆复现与转化机制，塑造了红船精神超越个体生命时限的时间向度。

　　记忆复现：由回溯叙述至重构叙事。在口述史叙事实践中，南湖红船的记忆复现呈现出多层次结构。第一层是间接亲历者的回溯叙事，中共一大代表的家属将父辈的经历以口述形式传递下来。第二层是历史见证者的断片叙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南湖红船仿制与鉴定的老同志，其口述回忆与档案史料形成互文，共同还原了红船记忆的历史肌理。第三层是当代传承者的重构叙事。纪念馆讲解员、党史研究者与青年学生等非亲历者，通过口述采集，将记忆碎片整合为系列故事，使南湖红船记忆获得面向当代受众的可述性。三层叙事由远及近、由亲历到重构，共同构成了红船精神的多元叙事类型。

　　记忆转化：由交往记忆至文化记忆。口述史叙事对南湖红船记忆的复现并非机械的提取与转录，而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建构行为。受访者会根据当下情境对记忆进行筛选与重组，访谈者的提问方向亦会影响叙事走向。这一现象被学界概括为口述史“历史与当下的矛盾”，即口述既是历史的再现，也是当下的建构。这种矛盾在红船精神传承中并不构成方法论缺陷。恰恰是这种当下性使口述史叙事能够不断回应时代关切。德国著名人文学者阿斯曼曾指出，交往记忆的边界约为八十年；当亲历者一代逐渐远去，口述史的关键使命便在于推动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使红船精神从依赖于个体生命时限的“短记忆”升华为可跨代延续的“长记忆”。正是经由这一转化，散落于个体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得以凝结为可供后人反复进入的叙事资源，红船精神由此成为独立存续的文化形态。

　　二、口述史推动红船精神的情感联结

　　中国的文化认同传统历来重视情感在价值内化中的作用，口述史叙事的情感联结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实践。口述史区别于档案文献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不只追求事实的记录，它更看重情感的呈现。红船精神的文化认同是在叙事互动中经由情感联结逐步生成的。

　　口述史情感联结呈现独特的心理机制。口述史情感研究指出，口述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这意味着，红船精神口述史叙事中受访者所表达的情感，并非纯粹的个体心理反应，而是携带着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群体的情感结构。在此基础上，口述访谈表现出“移情—反移情”的无意识互动，讲述者在被倾听中获得被记忆的满足感，倾听者移入讲述者的记忆世界，二者在叙事场域中完成情感传递，红船精神从历史符号转化为鲜活的生命体验。

　　口述史情感联结激发红船精神文化认同。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存在“命运共同体”的突生机制，即个体记忆在共同叙事中被汇聚、被倾听、被共鸣，最终凝聚为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红船精神认同的建构，当分散的个体记忆经由口述史进入公共空间，它们便转化为共同体共享的精神资源。由此，红船精神的弘扬显现出不同于知识传授的独特逻辑，情感联结构成了从个体经验走向集体认同的内在通路。在这一过程中，口述史所提供的具身化叙事方式，使抽象的精神理念嵌入具体的生活情境，增强了其可感性与可及性，从而为文化认同的深化提供了持续的情感动力。

　　三、口述史推动红船精神的代际传承

　　红船精神的代际传承本质上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嘉兴市“红船小讲解”志愿服务项目是口述史实现代际传承的典型个案。该项目自2013年启动，由南湖区组织选拔中小学生走进南湖革命纪念馆为参观者讲述红船故事，已累计开展讲解服务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过34万人。

　　身份转变：从“学习者”到“传承者”。“红船小讲解”在参与口述史实践中经历了三重身份转变：首先是“学习者”身份的建立，通过接触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建立起与红船历史的知识关联；其次是“讲述者”身份的确认，在面向公众的讲解中获得“我为红船代言”的实践体验；最终是“传承者”身份的认同，将红船精神从革命历史内化为精神信仰。口述史应当遵循“人为本位”原则，口述史“就是让人民说话，参与历史的建构”。在“红船小讲解”的实践中，青少年用自己的语言弘扬红船精神，由此从被动的受教育者转变为传承的真正主体。讲述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认同实践，当青少年以主体的姿态向公众阐释红船故事时，他们同时也在确认自己与这段历史的精神关联。

　　叙事转向：从“他者叙事”到“自我叙事”。身份归属得以建立的深层动力在于“叙事内化”。“红船小讲解”在讲解过程中需要将口述史料中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与情感细节内化为自己的叙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过程中，建构起一种身份归属，红船精神的代际传承就进入了一种“以言行事”的文化再生产层面。红船精神在每一代人的讲述中被重新激活，而每一代讲述者也在这讲述中完成了自我的精神确认。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