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荣

　　岳飞被秦桧陷害，实际上是宋高宗赵构所授意。若岳飞真将徽钦二帝救回，这让高宗如何安置？岂不危及他的帝位吗？而孝宗赵昚又是高宗的养子与继位者，他必须绝对做到孝义两全。他在“两全”中是怎样为岳飞平反的？孝宗自有一套策略。今天，笔者就来聊聊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始末。

　　隆兴元年（1163），京城临安春寒料峭。即位仅两个月的孝宗赵昚，时年36岁，身穿暗红朝服，头戴冕旒，垂珠半遮面容，端坐于御座之上。他扫了一眼群臣，不少人表情僵硬，这些人大多是赵构提拔起来，跟秦桧共事过多年，对岳飞案皆心知肚明，却无人敢直言。赵昚没有多说，只是抬了抬手，将那份由太学生程宏图联名46人的“请追复岳飞原官，以慰天下”的奏折抖了开来。此时殿角铜壶滴漏声细碎如雨，只见孝宗的指尖抚过奏疏上“飞以忠获罪，天下冤之”九个大字，目光似乎掠到屏风后，那里仿佛映着德寿宫中太上皇赵构的影子，心头沉似铅石。

　　为岳飞平反，不是一道简单的道德题，而是一场在皇权余威与现实政治间走钢丝的险棋。最大的压力，首先来自德寿宫的“活祖宗”。高宗虽已禅位，却仍是南宋新皇室的精神支柱，也是孝宗帝位合法性的来源。当年岳飞之死，乃是高宗默许、秦桧操刀所设的局，若公开为岳飞翻案，无异于昭告天下，太上皇错了。这会触犯“子为父隐”的伦理铁律，很可能动摇孝宗“孝治天下”的根基，他最忌被人诟病“不孝”。孝宗所面临的朝堂之上盘根错节，秦桧虽已死多年，但其党羽仍占据要津，那些“绍兴议和”的受益者们，早已将“主和”与“忠君”绑定，视岳飞主战为挑衅皇权；更有投机者揣度上意，暗中串联，嚷嚷着平反是“否定先帝遗策”，会引发人心浮动。宰相汤思退公开反对，御史中丞汪澈也密奏劝阻。就连部分主战派官员也心怀疑虑，担心过分抬高岳飞，会刺激金人，令刚刚趋缓的宋金关系再起波澜。

　　孝宗有志革新，深知平反岳飞是必经之路。自高宗后期，朝廷偏安一隅，“文恬武嬉”成风，社会上传唱着林升所作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诗像把匕首，刺向孝宗的心头。岳飞是南宋军民心中的“战神”，为他正名，既能凝聚人心，也为自己力推的北伐大业铺路。症结在于，这一步须走得巧妙，在还岳飞公道的同时，不能撕破高宗的颜面。

　　孝宗选择的策略，可称“尊上而不讳下”。他对联名奏折作如下批复：岳飞“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念念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圣旨一念，他的老师右丞相史浩高呼万岁，赞道：“官家此诏，拨乱反正，以慰忠魂，乃是大善。”左丞相陈康伯也立即表示附议，部分官员沉默。平反之事就此通过。随后，孝宗便分步实施：乾道六年（1170），孝宗先下诏追复岳飞原任的“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等职衔，赠谥“武穆”。诏书将罪责归于秦桧，称“秦桧误国，蔽塞忠愤，诬蔑岳飞”。他还亲笔题写“忠烈”二字赐予岳庙，命地方官岁时祭祀。将平反岳飞说成是太上皇的意愿，既保全了高宗的体面，也给了天下人一个交代。这种兼顾情理与大局的做派，尽显成熟帝王的格局与城府。

　　孝宗还对岳飞后人予以关照。他召见了岳飞三子岳霖，不仅赐官，更坦言：“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随即又叮嘱岳霖：“慎言往事，以全君臣之义。”孝宗的高明在于，一面宣传岳飞事迹，一面又约束岳家后人不可公开指责高宗，在安抚民心的同时，也守住了皇权的底线。

　　淳熙五年（1178），孝宗进一步加封岳飞为“鄂王”，配享高宗庙庭。将岳飞纳入高宗的“从祀”体系，用官方最高礼仪加以确认，使岳飞的忠诚与高宗江山目标一致。如此一来，平反之举不再是“否定先帝”，而成了“彰显先帝的大度气概”。当岳飞的牌位郑重地送入太庙时，临安城百姓夹道焚香，德寿宫里的高宗虽听闻动静，始终未发一言。

　　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既挽回了朝廷的道义形象，又为北伐凝聚了人心；既保全了对高宗的“孝”，也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义”。可惜后来他几度北伐，收复中原的壮志未能实现。比他年长两岁的爱国大诗人陆游，在临终前写下《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诗句道出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声，也包括赵昚自己。孝宗虽未能最终统一河山，却因平反岳飞等举措，开创了南宋王朝一段相对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