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强

　　《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应该没有之一，令人惊异的是，就在《红楼梦》问世不久，盐官就有了一群评说《红楼梦》的读书人，有了中国第一部评论《红楼梦》的著作。说“红学”滥觞于盐官，也是一句实话。“红学家”周汝昌有言：“说也奇怪，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它（指《红楼梦》）的势力影响，首先集中表现于杭州一带，特别是海宁。”说海宁当然不错，如果更精确一点，那就是盐官。

　　第一个读到《红楼梦》的盐官人，是做过福建巡抚的徐嗣曾。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序中说：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

　　这里的“雁隅”，即徐嗣曾。徐嗣曾字宛东，号两松、雨松，又号雁隅，是清代名谏“杨一本”杨雍建的曾孙，杨中吉的孙子。杨中吉与江宁人徐贻（后迁丹徒）都娶了丹徒张家的女儿，是连襟。徐贻的儿子徐沂无子，杨中吉就把儿子杨震过继到徐家，连带着杨震的儿子也姓了徐，这就是徐嗣曾。这在《海宁州志稿》的《人物传》和《艺术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有意思的是，等到徐嗣曾要科举考试时，大概是怕这“学霸”挤占了名额，丹徒就说他是海宁人，不能在丹徒考。徐嗣曾回到海宁，海宁说他是丹徒人，又不能应试。还好他的叔父杨咏为他作主，以杨嗣曾之名补了海宁州庠生，果然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了进士。后来徐嗣曾做了陕甘学政，向朝廷请求封赠其丹徒的母亲。乾隆有点莫名其妙，你不是海宁杨家的嘛？细细问了一遍，很是感动，对军机大臣说：“杨嗣曾颇有良心。”从此就叫徐嗣曾了。

　　这里的畹耕，是盐官人杨芬，字九滋，一字畹耕。据《海宁州稿》《两浙輶轩录补遗》等记载，杨芬工诗善书，因家贫而依徐嗣曾做幕僚。杨芬、徐嗣曾说起来和周春都有亲戚关系，他告诉周春，徐嗣曾重价买来《红楼梦》，是可信的。

　　这段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及的年代。

　　周春听到杨芬说这事，是在“乾隆庚戌秋”，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而《红楼梦》的第一个刻本，即所谓的“程甲本”，是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显然，徐嗣曾买到的不是刻本，而是手抄本。徐嗣曾重金买了两个版本：“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也就是说，至少在1790年，就有一百廿回的《红楼梦》了。从胡适开始，一般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冒名续作。但既然在高鹗之前徐嗣曾就看到过一百廿回本，那后四十回很可能早就有了，程伟元、高鹗说他们在坊间觅到“漶漫不可收拾”的真本而加于修补，说不定倒是真的——这个问题留给“红学家”们去考证吧。

　　那么徐嗣曾是什么时候买到这两本《红楼梦》的呢？有研究者根据“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这句话，查了乾隆庚戌前的福建省几次乡试，认为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间。无论如何，徐嗣曾是中国最早的《红楼梦》“粉丝”。

　　那么徐嗣曾一个进士出身的大官，怎么想到去重金买个小说的“手抄本”，要知道在当时小说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很可能是因为德清人戚蓼生。戚蓼生字念功，号晓堂、晓塘，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他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四十五年（1780）在京做官时，抄录了八十回本的《石头记》并为之作序，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序本”。海宁与德清相距不过几十里，徐嗣曾与戚蓼生年龄相仿，有段时间又同在京城为官，应该有交往。戚蓼生向徐嗣曾推介《红楼梦》，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周春听得徐嗣曾对《红楼梦》“爱不释手”，他当然要找来看一看。《红楼梦》刻本一出来，很快就流传到浙江，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周春从湖州的书商（他称为“苕估”）那里买来了新刻的《红楼梦》，一看，果然是绝妙好书，读书人喜欢高谈阔论的脾气上来，就写了一部书，这就是“红学”史上第一部评论《阅红楼梦随笔》。

　　周春（1728—1815），字芚兮，号松蔼，晚号黍谷居士，出生于盐官城里的书香门第。其父周文在，以爱书出名，“嗜书史，遇未见者，手钞赀购，积至五万卷。不戒于火，尽毁之，每以不得复致为恨。”周文在给子孙留下的家训只有三个字，曰：“学吃亏。”

　　十九岁时，周春拜在长洲（今苏州）人沈德潜门下，沈德潜与钱陈群并称“东南二老”，是乾嘉时期的诗坛宗师。乾隆十九年（1754），周春中进士，他的“同年”，有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名家。后来到广西岑溪做知县，“揉邪哺穷，人乐其政”，颇得好评，是“岑溪三贤”之一。但两年后就因丁忧而去官。《海宁州志稿》记载，周春辞官时，县里还有七百石谷的税赋未交，他急于回乡，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先代交。不料竟至囊空如洗，回海宁的路费也没了。还好有官员同情他，聘请他修纂《梧郡志》，给了一笔钱，周春这才回到家里。

　　岑溪回来后，周春闭门读书，专心著述，他的书斋就叫“著书斋”，自称“终岁不扫除，凝尘满室，插架环列，卧起其中者三十余年”。周春有著作数十种，是海宁著书最多的学者之一。从其好友、海宁籍藏书家吴骞的日记可知，周春的《红楼梦》评论，是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开始写的。

　　《阅红楼梦随笔》分《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五部分，另附有俞思谦七言集古、钟晴初七言集古和徐凤仪《红楼梦偶得》。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周春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红楼梦》是曹雪芹所写，二是《红楼梦》写的是“张侯家事”。《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现在是常识，但在当时是“重大学术成果”，周春是最早持有这观点的学者之一。而“张侯家事”之说，使《阅红楼梦随笔》在“红学”史上，有了开“索隐派”之先河的称誉。

　　《红楼梦》刚刊印时，流行的说法是小说写“明珠家事”。明珠即纳兰明珠，是康熙朝的重臣、大学士，一度权倾朝野，后来因朋党之罪被康熙罢黜。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对，就是那个写“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那个大词人——很多人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他。如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二笔》中道：“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即纳兰性德）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即高士奇），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即姜宸英）……”而周春细细寻绎，认为是写“张侯家事”：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

　　“张侯”，就是康熙时的名臣张勇，海宁人金庸在《鹿鼎记》写到他是韦小宝的手下，这自然是小说家言。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在顺治年间追击南明政权多立战功，康熙年间更是在“平三藩”中担任西线主将，封为靖逆侯。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诏赐张家一等侯世袭罔替。但这样一份大家业，因子孙不肖，胡作非为，几代后衰败不堪，其四世孙只做了一个三等侍卫。这样的盛衰轮回，与《红楼梦》中的贾家确有几分相似。

　　周春更进一步考证，《红楼梦》的贾母史太君，就是张家的“高太夫人”，浙闽总督张琦之女，著有诗集《红雪轩集》。贾雨村，则是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吴兴区）人张鸣钧，“（张鸣钧）康熙乙未甲科，官至顺天府尹而罢。首回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鸣钧先曾褫职，亦复正合此书。”其他像江宁人李廷枢，周春认为是李纨的祖父；江南提督王新命，周春说是王熙凤的娘家。不一而足。

　　曹家与张家都是康熙时的望族，两家三代四人在任江宁织造长达四十年，曹雪芹更是出生在织造署，曹家与张家肯定十分熟悉。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有意无意地会参考张侯家的事迹。周春的“考证”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未必没有一点“影子”。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有现实的依据的，只是取材广泛，不必拘泥于“明珠家事”或是“张侯家事”。民国年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专文介绍周春观点，并说：“周先生能知此书半真半假，则其见解既高，言《红楼》属于张侯家事，度其耳目闻见，必有相当范围可信，惜未为条举耳。”这是比较客观的。

　　《阅红楼梦随笔》是史上第一部“红学”专著，在当时颇有影响。周春自己就说：“杭、越友人多以为然，传抄颇广。”杭嘉湖一带的有名文人如吴骞、管庭芬、鲍廷博、钟晴初、徐凤仪、钱馥等，都在其文章中提到过周春的《红楼梦》评论。如管庭芬二十岁时从书商手里买了《红楼梦》，在日记中说：“吾邑周松霭先辈曾撰《红楼梦记》一篇，援有确据，因录于此。”还抄录了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中一章，并题诗八首，“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到了1952年，海宁人胡伦清，从管庭芬日记中抄出《红楼梦记》及八首七律，送给词学大家夏承焘，夏承焘又把它抄到了《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知夏、胡两位名学者对周春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很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