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峨

　　2026年3月10日上午，在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的港区图书馆里，胡家后人捐赠了乍浦籍中国著名女翻译家胡湛珍的《外国名作家传》《外国名剧故事500》《果戈理和他的创作》等三套共七本翻译著作，圆了她45年的夙愿。

　　“谁是胡湛珍”

　　1934年，乍浦镇。海风裹着咸腥味穿过萧山街的石板路，胡家的杂货铺里迎来他们的第九个孩子。父亲胡梅轩在萧山街与海塘街的交界处开着两间门面的杂货铺，勉强糊口。他看着襁褓中的女婴，随口起了个小名：“小锣。”母亲张金英生育了十个子女——四子六女，这个排行第九的女孩，就是后来的胡湛珍。

　　新中国成立前，女孩读书是件稀罕事。胡湛珍上面的三个姐姐几乎没有读过多少书，唯有四姐“大锣”胡雅珍幸运些，进了乍浦中心小学，那原是清乾隆时的观海书院，苏州园林风格，三层楼的“魁心阁”是教室。轮到胡湛珍时，她去了城外一所学校，校舍设在乍浦镇南五都元帅庙旁，据说这是当地有名的“双枪黄八妹”办的学校。孩子们不懂这些，只觉得她的名字听起来比庙里的像还吓人。

　　课余时间，孩子们经常隔着门缝去偷看庙里的像，别的孩子都有点害怕，唯独胡湛珍却不怕。家人们都说她从小就胆大，思想也独立。这脾气，一辈子没改。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乍浦沦陷。战火很快撕裂了乍浦的宁静，也打乱了胡家的生活。1941年4月，日军再次进攻，胡家杂货铺被烧成白地。家徒四壁之际，哥哥们外出闯码头，去上海当学徒。“大锣”和“小锣”两姐妹随后也投奔到上海的大哥家。

　　1949年，上海解放。红旗插上外滩高楼的那天，胡家两姐妹也挤在人群中看游行。

　　次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街头的广播里喊着抗美援朝前方缺血，街上人群面面相觑，没人敢挽袖子——那时候老百姓认为抽血要伤元气，是要折寿的。胡湛珍却勇敢地站了出来，第一次就献了400毫升血。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她没觉得疼，只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此和国家连在了一起。

　　部队首长见她胆大又有文化，问她愿不愿意随部队担任志愿者。她点了点头。这一点头，便把自己点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与此同时，“大锣”胡雅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眷恋母亲，回了乍浦。临走那天，她回头看着送行的妹妹，以为只是一次短暂的分别，没想到从此两姐妹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守在母亲身边，在乍浦海塘街上开店，后去了嘉兴、昆山教书；另一个随部队来到鸭绿江边，走进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胡湛珍因能写会算被挑中去学习俄语，进入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胡湛珍在学习俄语期间，认识了一位在苏联留学的解放军青年学者，叫胡效良。一文一武，两条江河在异国交汇，汇成了同一个家。从此，他负责保卫国家，她负责翻译世界。

　　他们婚后住在北京朝内大街的单位宿舍。当时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大多是从中科院借用的公家家具，桌腿椅背上都印着“中科院”三个字。但有一件私人家当，格外扎眼——一张厚重的实木写字台，桌面宽大，抽屉结实，是从乍浦老家托运来的。这是三哥胡文钊心疼这个远在北京的妹妹，知道她“只会看书，不会过日子”，特意在乍浦请木匠打好，火车托运到北京的。这张从乍浦运来的写字台，放在那些中科院配发的旧家具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又那么倔强地存在着。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胡湛珍的人生围绕着三件事展开：事业、生活、亲情。

　　“事业·痴”

　　1959年，胡湛珍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了她一生的翻译与研究事业。在这里，她的同事里有钱锺书夫人杨绛——那是中国学术群星璀璨的年代。胡湛珍曾担任过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秘书，1964年文学所分成两个所，把研究外国文学的那些人都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了，胡湛珍也就去了外文所。

　　据在昆山的四姐胡雅珍回忆，1969年，胡湛珍与杨绛先生同一批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胡效良在部队不能离岗，她独自在干校参加农业劳动。一个柔弱的女书生，干着庄稼人的活——挑担、插秧、割稻。

　　后来她很少提起那段日子，只在一次闲聊中说过一句话——与杨先生一样，在信阳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最难熬的是夜里。收工回来，浑身散了架似的疼。她躺在硬板床上，盯着黑漆漆的屋顶，想女儿。两个女儿寄养在上海嘉定的婆家，一家四口，分在三处。平时很难得到孩子的消息——胡效良的哥哥从上海虹口去嘉定探望两个侄女，再把情况告诉在邮电局工作的姨甥（大姐的女儿），接线员工作的姨甥通过内部线路传给胡效良，胡效良再写信告诉她。每一句话都辗转千里，到她手里时，孩子已经又长大了一点。她捏着信纸，反复看：大的学习还好吗？小的有没有生病？想着想着，眼泪就滑进枕头里。

　　两年后，胡湛珍总算回到北京。行李很简单，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摞厚厚的读书笔记——那是她在干校最大的收获。

　　1977年秋，一个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学术项目启动了。彼时，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外国作家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胡湛珍与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共同组建《外国名作家传》主编团队，决心以科学的态度为外国文学名家正名。

　　这是一场思想的破冰。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纠正外国文学评价标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他们顶着压力，组织近二十个语种的同事撰稿。胡湛珍负责苏俄文学研究部分。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外国名作家传》于1979至1980年陆续出版，共收录四百余位外国著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题写书名，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为每位作家绘制插图。作品能够得到茅盾先生的认可，胡湛珍觉得自己这个从乍浦小镇走出来的女孩，再苦再累也心甘。

　　此后，她一鼓作气，主编了《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外国名剧故事500》（后者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译著《女商贩和诗人》（合译）、《我是托克松的儿子》，著有专著《主要的角色》。1984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胡湛珍工作严谨、刻苦，一丝不苟，又具有奉献精神——从学生时代献血就能看出这股劲头。刚参加工作不久，她就接任所长秘书一职，后来担任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负责协调商议全国学会事宜。

　　从她写给学者王远泽、张铁夫的信件中，可以窥见她工作作风的另一面。工整的字迹里，讨论的是上世纪80年代筹备“苏联70—80年代文学讨论会”的种种细节：时间怎么安排，经费如何筹措，如何避开疫情，怎样开源节流。一笔一画，细致周全——她不仅是学问精湛的学者，在行政协调上也是一位行家里手，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色，正在于此：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

　　“生活·简”

　　改革开放后，中国变了。

　　经济好转后，胡湛珍给女儿买了架钢琴。那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每天晚上，除了女儿练半小时钢琴，全家收看半个小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剩下的时间，大家各自都在看书学习。那张写字台上，永远堆满了俄文原著、译稿和笔记。

　　有一次，胡文钊来北京看她，环顾四周，叹口气说：“你们这个家，只知道读书，人家都是追求万元户，书又不能当饭吃。你那么有学问，怎么不想办法赚钱？”

　　胡湛珍只是平静地回答：“阿哥，你们追求做万元户，我们追求不同。我最开心的就是出版书。”

　　她的追求、她的一生全在书里。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马虎——剩菜舍不得扔，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腌菜、咸肉、腐乳，这些从小吃惯的东西，成了她的家常下饭菜。唯有对待学问，必须精益求精。

　　“亲情·深”

　　胡家十个孩子，分布天南地北，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香港，永远聚不齐。

　　1970年父亲去世，兄弟姐妹只聚了七个。胡湛珍因没买到火车票，等赶回乍浦老家，已经错过了出殡日的四天。她一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地，跪在父亲遗像前，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剧烈地颤抖。半晌，才憋出一句：“阿爹阿爹，我来迟了，女儿不孝啊……”现场的人无不落泪。这份遗憾，她深深藏在心里。

　　1975年母亲去世，兄弟姐妹也只聚了九个。因妹妹是从香港过来的，胡湛珍却因为是中共党员身份，当时还不便与海外关系亲属接触，最终只能缺席，没能看上母亲最后一眼，也是永远抹不去的痛。

　　1981年上海侄子胡跃进婚礼，兄弟姐妹聚了八个。胡湛珍也因工作任务脱不开身，再次缺席。

　　弟兄姐妹的“十全十美”，成了胡家最大的遗憾。最重大的三次团聚，都缺少胡湛珍的身影。

　　但她并非不念亲情。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时刻思念千里之外的父母，只能将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工资及全国粮票寄回乍浦。她知道，老家孩子多，口粮不够，她人回不去，就让粮票替她回去。

　　她用家人团聚的缺席致力国家文化的发展，又用寄回的钱和粮票弥补着无法尽孝的亏欠。这是那一代人的大忠与大孝，也是他们最深的痛。

　　为集中精力投身学问，胡湛珍还给自己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兄弟姐妹多，后辈人数更多，所以在北京家中她不接待家族第三代。这并非她不重亲情，而是她太清楚自己的精力有限——如果总是接待来北京的亲属，她怕自己无法专注于书桌前的学问。她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守住亲情：把自己活成一个让晚辈敬重的榜样。

　　她用行动告诉女儿什么是专注，什么是追求，她告诫女儿“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结果如愿以偿：她的大女儿胡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成为首批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被杨振宁教授招收去美国学习，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小女儿胡红，上世纪80年代经美国联校招生赴哈佛大学本科学习，1989年毕业，并于1996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书在，人就在”

　　上世纪80年代初，胡湛珍终于有机会回乍浦了。1981年，她应邀到苏州大学开会，顺便挤时间回了一趟老家。这是她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乍浦。

　　站在九龙山父母的坟前，胡湛珍摸着侄子张卫东（胡文钊的小儿子）的头，平静地说：“我没啥东西，等我死后，把我的书捐给乍浦小学和平湖县图书馆。”她说得十分平静，像是一件早就想好的事。

　　1994年，胡湛珍病了，癌症。发现得太晚——那些年被忽略的身体问题终于找上门来。化疗后，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张卫东去北京医院干部病房见她最后一面时，看到的是掉光头发瘦得脱了形的姑妈。她拉着侄子的手，还是提到了捐书给家乡的事。那年10月，胡湛珍走了，享年六十岁。她还没有退休，更没有好好享受人生。她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留给后人的只是她一辈子翻译的著作。

　　四十多年后，她的书终于回到了家乡。

　　2024年11月12日，张卫东与旅居西班牙的胡湛珍的姨甥胡建安来到平湖市图书馆，捐赠了《胡氏家谱》以及《外国名作家传》《果戈理和他的创作》——主编者正是胡湛珍。

　　2026年1月，定居香港的妹妹胡雅娟又通过张卫东知道了五姐胡湛珍的遗愿，告知在美国的姨甥胡红，于是胡红马上将母亲的著作寄回家乡，委托表弟张卫东捐赠给乍浦镇。

　　如今，这些书静静躺在故乡的书架上。扉页上，“胡湛珍 主编”几个字沉默而清晰。

　　也许某一天，一个乍浦的少年会偶然抽出这本《外国名作家传》，在某个午后的阳光里慢慢翻开。他不会知道，写这本书的人，当年也曾是一个在乍浦街头奔跑的小女孩。

　　但没关系。

　　书在，人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