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早晨，穿行在先生们的目光之间，我终于明白——原来“心”字，还可以写得更大一些。

　　■徐卉婷

　　盛夏的清晨，天光柔和，喜鹊啾鸣，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413宿舍醒来，下楼，一个人在鲁院里走走。

　　鲁院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垣墙相连，我缓步在湿漉漉的砖石甬道，在一尊尊作家雕塑面前停下脚步。我想没有人可以在鲁院里疾走，当你面对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站在这些把你从小滋养长大、为你启智明理的先辈面前，你只想与他们静静相逢，虔诚仰望跨过岁月的风骨。

　　这座院子的“主人”——鲁迅先生的塑像孑然独立，长衫垂落笔挺，微闭的眉眼间藏着一如既往的孤峭与清醒。先生站在一个四五十厘米高的基座上，是啊，他只能站着，那个时代从未允许他坐下。先生指尖还夹着烟，不知道是在等谁来点起，是月光下戴着银项圈、终得自在的追猹少年？是挣脱长衫桎梏、寻得生路的孔乙己？是卸下精神枷锁、不再自欺的阿Q？还是无数举着火炬追光而来的我们？

　　不远处，巴金先生佝偻着腰，背手而立，个头与我一般高。前一天，在现代文学馆里，我把自己的手覆上先生手印的时候，就感叹先生的手这么小，可就是这双不大的手，写尽《家》《春》《秋》里旧宅青年的觉醒与奔赴，熬出《寒夜》里乱世众生的冷暖悲欢。晚年躺在病榻上，这双手还要以一册《随想录》剖白内心、叩问良知，守住一代文人最纯粹的本心。

　　草坪一隅是一组生动的群像：叶圣陶、老舍静坐在一条长椅上闲谈，神态温和悠然，曹禺垂手立在二人中间后侧凝神倾听。叶圣陶也许在说“守住乡土与教育，也就守住了这人间的道义”；老舍像是应和道“京味市井是我熟悉的场景，我从里头看到了家国苍生”；曹禺似乎边听边在心底里构思《雷雨》之后要拿出怎样的作品继续在舞台上叩问人性。

　　荷塘畔，朱自清先生临水端坐，浓荫下，艾青先生斜坐着抽烟，还有沈从文先生的浮雕沉静温润，茅盾、丁玲、邹韬奋……

　　走着走着，曲径通幽的小院仿佛变成了一条泥泞曲折的革命道路，一部近现代史在眼前徐徐展开，那是一个救亡图存苦难深重的年代，但是因为有了这一个个名字，也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群星闪耀的年代。

　　站在群星之间，崇敬之情自不必说，但我也第一次萌生出一种羞愧感。作为一名业余作者，以前我总觉得“我笔写我心”无可厚非，我的小情小调、我的生活琐事，笔在我手中，我爱写什么就是什么。可如果我总是从自己的小世界里抬头看天，天也就变得那么小。

　　如今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我们普通写作者都拥有了提笔表达的机会，可当这份权利、这份自由稳稳握在手里，属于写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又该放在何处？我们忘了文学曾经是可以救人的，忘了文字是可以当作投枪和匕首的，忘了前辈们提笔的时候，想的从来不只是“发表”和“流量”，而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说什么”。

　　在这个早晨，穿行在先生们的目光之间，我终于明白——原来“心”字，还可以写得更大一些。我突然理解了一种叫作“文学野心”的东西，我不该囿于小我悲欢，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追随先辈足迹，用笔墨记录时代、观照众生，把小我笔触融入家国叙事？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有着得天独厚的观察视角，我见过战友们披星值守、挺身护民甚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勇敢，我见过他们周旋于家长里短却不被理解甚至谩骂的委屈，我见过有险情出现总有四面八方的热心群众奔跑而来的热血，我也见过五六岁的孩子突然挣脱妈妈的怀抱踉踉跄跄跑向警车的童真，我完全可以依托这份独有的基层视角，描摹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鲜活的一隅。

　　这个清晨，驻足在一尊尊作家雕塑前，我默默告诉自己：是时候了，以文立心，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

　　（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