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人语：《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是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研究专家游鉴明扛鼎之作，从性别视角研究近代江南女子身体和体育问题，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等关系，呈现近代中国体育女性的鲜活历史和复杂图景。

　　这本书选择中国输入女子体育教育先行区之一的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梳理该地区近代女子学校在近代女子体育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示范的功能，再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初创期的成长印迹。以下为书中节选。

　　女性为了什么而运动？

　　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嘉兴、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功课除了国语、英语、算学，便是体育。而最有兴趣的运动为篮球和排球。再以松江女中为例，从前面章节中可以看到，该校在校方和学生自治会的努力营造下，全校充满运动氛围，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都投入体育活动，也因此，该校女学生对运动的态度相当积极。

　　松江女中所做的三种调查，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形。例如，1930年，松江女中对学生进行心理调查，在“学校生活最快乐的是甚（什）么”的选项中，有运动、团体生活、上课读书、同乐会等，结果填写“运动”的人数最多，计32人，其次是“团体生活”，有23人。

　　“心里最高兴做的事”这项，有做事达目的、运动、读书、音乐、不补考、功课做毕6个选项，选择“运动”的有12人，仅次于“做事达目的”的14人。而在“最喜欢的学校娱乐（原记：学校里的娱乐顶喜欢）”这项中，167名学生选了运动、下棋和音乐。至于学生最有兴趣的运动又是什么，该校创校5年的调查显示，球类运动排名最高，其中篮球和排球更是深受学生喜爱。另外，该校高中师范科三年级，对全校95名学生所进行的“本校学生职业兴趣调查”也表明，在116种职业中，学生最有兴趣的前3个职业是探险者、银行者、摄影师，并列第4的则分别是当篮球员和侦探员，占全体调查人数的31%。

　　统计数字固然可以说话，但毕竟是静态资料，而该校学生的叙述可以带给我们更真切的一面——王漱兰在《三年来之初中生活》一文中回忆，她就读的班级在运动方面特别出色，从初中一年级起，她的班级就注重运动，教室里挂满各式球类竞赛的锦标。她发现，年龄小的同学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因此，操场上经常遍布着初一学生的足迹。升上二年级之后，除了球类运动，又增添田径赛的练习，也不断有球赛及庆祝会或慰劳会的召开。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很难有学生能不接受运动。王漱兰便表明，她很喜欢掷篮球，对打球原本没有太大兴趣，但渐渐地，她也爱打球了。她有感而发地说：“虽则很累，可是仍旧爱之不尽。”因此，在初中三年中，运动成为王漱兰的重要生活。

　　从前述看到，女学生对体育的喜爱，主要来自学校的鼓励，但在被动的因素之外，是否有其他吸引力?撇开体育正课，具趣味性的体育活动，其实已逐渐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环。一位笔名“雪城”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描写交大学生的生活时，便指出学生的生活可以分成衣、食、住、行、读书、运动和娱乐七大项。该校因为有宽阔的操场和游泳池，每到下午四时后，操场上到处是人。夏天时，游泳池也是挤满了人。除了交大的学生，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在陈述校园生活时，也都会提到校园运动的情景。笔名“忍之”的作者记载医学生的生活时，便描述不少学生利用清晨或晚上健身，例如散步、翻杆子、跳高、跳远、练拳、击剑、打球等。曾在海军界服务的池孟彬在接受口述访问时，对运动的喜爱溢于言表。他提到小时候，上海很流行一种踢小皮球的运动，他曾是校队一员，而且因为非常喜爱足球，为了看李惠堂、周贤言的比赛，还和同学一起逃课。

　　这三位的叙述主要针对男学生，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女学生群体中。通过短文、自传、口述访问、校刊、日记和信函，我们不仅看到体育如何融入女学生的生活，也发现女学生做运动的理由相当多样。

　　金安平《合肥四姊妹——一段历史》这本书，曾对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作过一些描述。例如，“她长的（得）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小男生，又胖又壮，样子粗粗的，没有闺秀气”，以及从来没有家人注意她的容貌丰姿，等等。而19岁以后的张兆和，却吸引不少男性，仰慕者还给她取“黑凤”“黑牡丹”这类绰号。因此，包括她的家人和她自己都十分意外。还有，当张兆和在暨南大学住校读书时，沈从文因为记挂着这位“脸黑黑的美人”，曾幻想着张兆和那种“晨起做操的生活规律”。

　　《运动场内外：

　　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游鉴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游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