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访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关于该事件的历史研究，通常都是分析礼仪背后的文化冲突或政治需求，很少有人意识到翻译在其中的影响。近年来，有两部著作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其一，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其二，就是今天要谈论的，英国历史学者沈艾娣《翻译的危险》一书。

　　如果说《龙与狮的对话》梳理了马戛尔尼使团招募译员的流程，以及翻译们在使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么，《翻译的危险》更切入微观历史的书写，借由对使团中的两位译者（李自标与小斯当东）经历的关注，揭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机制，尤其是身为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该书的时间跨度也更长，通过两位译者终其一生所面对的危险与遭遇的不公，还原了一场异质文明艰难沟通的历程，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化的进程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安稳平坦，而是由牺牲与苦难铺就的荆棘之路。

　　李自标是一位天主教信徒，在完成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这一重要任务以后，他被教会赋予了传教的使命，却又卷入了包括嘉庆对传教士的驱逐、白莲教之乱等多起事件之中，被迫改名换姓，躲藏在地下的信徒之间，终身无法返回故乡，英国人的偏见与傲慢，清朝人的监视与质疑……这一切都让他痛苦无比。

　　小斯当东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力图寻找世界通用的法律精神，以此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他那理想化的政治主张遭遇众嘲，他本人也被踢到了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小斯当东曾与李自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双方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但其中的大多数后来被他亲手焚毁——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或许为了保护他那在异国他乡的朋友？幸或不幸，两人度过了无人赏识的漫长余生，都以高龄寿终正寝。

　　该书还颠覆了“翻译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这一传统认知，因为不恰当的翻译，反而在无形中强化“文化有别”这一概念，加强“我们无法彼此认同”的既有印象。

　　书中马礼逊的翻译方式正是如此，虽然字词的翻译相互吻合，即逐字逐句，遵循既有原则的直译，却并未真正起到沟通彼此意愿的作用。而李自标的翻译，则更像是一种谈判，在种种可能的含义中找到双方意愿的共同点，“并通过劝说来达到可以接受的方案”；相类似的，小斯当东也采用了“一种能让听众所接受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去”。后两者的翻译，固然原意可能有所偏颇，却实现了双方的良好沟通。让人不禁反思：“信”与“达”之间，究竟何者更为重要？

　　翻译方式的不同，源自文化的取向。马礼逊认为，他翻译的文本是“神圣的”“不容更改的”“释义是不能接受的”，为此，他编写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字典，并严格地以此为依据，坚持直译。这固然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说到底，马礼逊的目的，是将自身的文化传播出去，让异质的外部文明“皈依”于自身，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

　　而李自标与小斯当东，则是将自身的文化融入到另一种文化之中，寻求两种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尝试将自己代入到对方的位置之上，经由思维的转换，理解另一种文明的精神内核。或许，在进行翻译的那一刻，他们既不是清朝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种超越了国籍的存在——两种文明精神相互理解、相互共情的象征。

　　在沈艾娣看来，更重要的，是共情的能力，而不是那被彼此文化所烙印的文字本身。执着于既有的语言体系，何尝不是一种对于自身所处旧环境的依赖，而对于话语体系的争夺，又无形之中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小斯当东曾说过：“词语不过是思想的符号。”若是思想能够彼此理解，那以何种文化作为底色，用哪种词汇进行表达，又有多重要呢？

　　正如全书末尾所阐明的，翻译应当是为了理解其他文明而进行，而不是拘束在自身的文明之中。“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翻译的危险》

　　〔英〕沈艾娣 著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赵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