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访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关于该事件的历史研究,通常都是分析礼仪背后的文化冲突或政治需求,很少有人意识到翻译在其中的影响。近年来,有两部著作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其一,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其二,就是今天要谈论的,英国历史学者沈艾娣《翻译的危险》一书。
如果说《龙与狮的对话》梳理了马戛尔尼使团招募译员的流程,以及翻译们在使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么,《翻译的危险》更切入微观历史的书写,借由对使团中的两位译者(李自标与小斯当东)经历的关注,揭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机制,尤其是身为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该书的时间跨度也更长,通过两位译者终其一生所面对的危险与遭遇的不公,还原了一场异质文明艰难沟通的历程,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化的进程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安稳平坦,而是由牺牲与苦难铺就的荆棘之路。
李自标是一位天主教信徒,在完成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这一重要任务以后,他被教会赋予了传教的使命,却又卷入了包括嘉庆对传教士的驱逐、白莲教之乱等多起事件之中,被迫改名换姓,躲藏在地下的信徒之间,终身无法返回故乡,英国人的偏见与傲慢,清朝人的监视与质疑……这一切都让他痛苦无比。
小斯当东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力图寻找世界通用的法律精神,以此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他那理想化的政治主张遭遇众嘲,他本人也被踢到了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小斯当东曾与李自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双方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但其中的大多数后来被他亲手焚毁——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或许为了保护他那在异国他乡的朋友?幸或不幸,两人度过了无人赏识的漫长余生,都以高龄寿终正寝。
该书还颠覆了“翻译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这一传统认知,因为不恰当的翻译,反而在无形中强化“文化有别”这一概念,加强“我们无法彼此认同”的既有印象。
书中马礼逊的翻译方式正是如此,虽然字词的翻译相互吻合,即逐字逐句,遵循既有原则的直译,却并未真正起到沟通彼此意愿的作用。而李自标的翻译,则更像是一种谈判,在种种可能的含义中找到双方意愿的共同点,“并通过劝说来达到可以接受的方案”;相类似的,小斯当东也采用了“一种能让听众所接受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去”。后两者的翻译,固然原意可能有所偏颇,却实现了双方的良好沟通。让人不禁反思:“信”与“达”之间,究竟何者更为重要?
翻译方式的不同,源自文化的取向。马礼逊认为,他翻译的文本是“神圣的”“不容更改的”“释义是不能接受的”,为此,他编写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字典,并严格地以此为依据,坚持直译。这固然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说到底,马礼逊的目的,是将自身的文化传播出去,让异质的外部文明“皈依”于自身,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
而李自标与小斯当东,则是将自身的文化融入到另一种文化之中,寻求两种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尝试将自己代入到对方的位置之上,经由思维的转换,理解另一种文明的精神内核。或许,在进行翻译的那一刻,他们既不是清朝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种超越了国籍的存在——两种文明精神相互理解、相互共情的象征。
在沈艾娣看来,更重要的,是共情的能力,而不是那被彼此文化所烙印的文字本身。执着于既有的语言体系,何尝不是一种对于自身所处旧环境的依赖,而对于话语体系的争夺,又无形之中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小斯当东曾说过:“词语不过是思想的符号。”若是思想能够彼此理解,那以何种文化作为底色,用哪种词汇进行表达,又有多重要呢?
正如全书末尾所阐明的,翻译应当是为了理解其他文明而进行,而不是拘束在自身的文明之中。“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翻译的危险》
〔英〕沈艾娣 著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赵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