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奕宸

　　谈起“三曹”，人们或是感喟曹操横槊赋诗的枭雄之姿，或是追忆曹植七步成诗的斐然文采，却似乎很少有人会首先想到曹丕。曹丕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为子，他不及乃父的戎马倥偬，为兄，又不及其弟的惊才绝艳。作为开国之君，他无大功亦无大过，总是被后人匆匆略过：既不像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残暴冷酷，亦不如汉高祖、明太祖那般身世跌宕起伏。那么，为何还会有人对曹丕念念不忘呢？我想，或许就在于他的真实。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从“若”字可以看出，陈寿对曹丕的评价褒中带贬，意指其缺乏旷达的度量和气魄，虽文采不俗，但离“古之贤主”尚存差距。但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曹丕的魅力所在。身为君主，他似乎缺乏所谓的“帝王之气”：喜怒形于色，爱人极甚，怨人亦然。但这不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普通人吗？对于自己欣赏的人，曹丕施恩唯恐不及：知道王粲爱驴，曹丕率领众人一同“学驴叫”为王粲送行；面对幼弟曹良，他谨记父亲“以累汝也”的遗令，“由是亲待，隆于众弟”。对于自己厌恶的人，曹丕又毫不掩饰不满之情：让败降归魏的于禁受尽羞辱，最终惭恨而卒，将早年不肯借钱的曹洪下狱惩治。以上种种，可见其真率近乎文士，但作为君主，这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性情，终显得不够成熟。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对曹丕的评价很精彩：“如风中高树般敏感，如墙头蒿草般脆弱。这就是曹丕对生命的感受。我们只有在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才最接近曹丕。”恰如曹丕的诗句所言：“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这种悲观、不自信的底色似乎贯穿了他的人生，乃至于在他荣登大宝之后，依旧会在某些瞬间感到莫名的失落与凄惶，给人的感觉是，他或许更适合做一个伤春悲秋的文人，而少了一代明君应有的锐意进取与旷达胸襟。身为一国之君，曹丕似乎很少有大权在握的自矜与骄纵，而是时常困囿于对世事无常、人生多舛的感叹，仿佛始终在思索诸多虚幻高远却又直抵生命本相的问题，一如其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到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生老病死自有命定，喜乐悲欢终有止时，比起终将化为埃土的富贵荣华，留有文章传世似乎才是永垂不朽之“盛事”。而在《营寿陵诏》中，曹丕则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这份对王朝兴替的清醒与坦然，在一众君主中也堪称罕见。

　　黄初七年，时年四十岁的曹丕病危，他想起了多年前术士朱建平对自己年寿的预言：“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念及此事，曹丕没有因生命将逝而恐惧无措，反倒开玩笑似的对身边人说：“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后人普遍认为，曹丕、曹植兄弟失和，但在曹丕去世一年后，曹植却在文章里写下“黄初八年正月雨”的句子（实则已是太和元年），似乎又说明二人之间远没有那么水火不容，让这份兄弟情谊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也许，我们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君主，而是一个站在权力巅峰却依然不肯藏起软肋的人——他敏感多愁得不像一个皇帝，却又显得那么孤独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