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儿

　　这个夏天，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偶尔在路边也能看到一些瓜摊，这些就像一根长长的线，牵出了我脑海深处卖瓜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农民上交公粮的要求逐渐降低，我们家不用再为了完成交粮任务，把所有的田都种上双季稻了。父母商量后，决定拿出一块田来种西瓜。进入六月，西瓜的颜色由浅绿变为深绿，原本圆溜溜的瓜皮上那层细细的绒毛也慢慢脱落，透出一股成熟的光泽。父亲每天去巡田的时候，总会带回来一个瓜，轻轻切开，瓜瓤的颜色从粉红慢慢变成深红，味道也从清淡变得甘甜。西瓜真正成熟了，那种由内而外的甜香，仿佛能让人忘记一切烦恼。然而，西瓜成熟带来的快乐还没持续多久，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西瓜要早点卖掉，才能变成钱。而且越早越好，差十几天价格就不一样了，更不用说，一旦雨季来临，西瓜泡了水就放不住，烂在地里或家里，损失就大了。所以，卖瓜换钱，成了家里最紧迫的事。

　　可是，去哪里卖瓜呢？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我家在新塍镇和桐乡的交界处，往南是濮院镇，往北是新塍镇，往西是乌镇。到这三个地方，脚程都差不多，大约两个小时。平时大家往新塍去得多，因为那里东西便宜，人也多。所以父亲的第一个方案是往北，去新塍。但母亲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应该往南，去濮院。理由是，现在濮院做羊毛衫生意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做生意的人，手里宽裕，不在意这些小钱，西瓜能卖得起好价钱。母亲一通分析，条理清晰，头头是道。我们最终决定，第一天先往南，往濮院方向试试。

　　头一天傍晚，我们在田里小心翼翼地摘好了西瓜，一个一个轻轻放在平板车上，铺得整整齐齐，垫上稻草，生怕磕坏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娘仨就出发了。父亲要上早班，不能同去，平板车由母亲在前面拉，我和弟弟在后面推。一路上，心里既有忐忑，也有期待，不知道今天的运气如何。

　　正如母亲所料，欣欣向荣的濮院生意不仅带动了镇区的繁荣，也像一阵暖风，吹热了周边农村的人气。越靠近濮院镇，我们就越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热闹——空气里仿佛都跳动着生意的脉搏。拉毛纱的车夫、路边等人的摩托车司机，还有那些正在扩张店面的装修工人。这些人，都成了我们的顾客。他们围到平板车前，不问价钱，只顾挑瓜，有的甚至一手抱一个。母亲忙着称瓜、收钱，我在一旁帮忙装袋，弟弟也踮着脚递瓜，小脸上满是得意。还没到濮院镇，我们的西瓜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而且几乎没人跟我们讲价。不到十点，一车瓜便顺顺利利卖完。我数着口袋里皱巴巴的钞票，所有的疲惫似乎烟消云散了。

　　一亩两分田，几千斤的西瓜，就靠我们这样一车一车地拉出去，又一车一车地卖完了。卖到最后，我们几个人的胳膊上，颜色都分成了两层——袖子遮住的地方白，裸露的地方黑得发亮；脸上也印出了一圈草帽带子的痕迹，像一道浅浅的勒痕，刻着那个夏天的日头。从小学后期到高中，几乎每年暑假，我都会帮着家里卖瓜。那些皱巴巴的、带着汗渍的钞票，最后都变成了我和弟弟的学费。我们家也成了那时村里唯一一家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的家庭。

　　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的苦和累，早已在时光里褪了色，但有两件事，像刻在心里的印记，怎么也磨不掉。第一件，是母亲的远见和智慧。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灯下分析该往哪个方向去卖瓜。她不说“以前都是这样走的”，而是说“你看看现在哪里人多、哪里生意好做”。她让我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凭老经验，而是要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才能做出真正科学合理的决定。那晚的灯光昏黄，母亲的话却像一盏灯，一直亮在我往后的日子里。第二件，是卖瓜途中遇到同龄人时的窘迫。有时我浑身被汗水湿透，手上沾着泥巴，却突然有同龄人来买瓜。那一瞬间，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有时卖完瓜，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运河农场，看见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坐在树荫下看书、纳凉，那种反差感像一记闷拳，打在我胸口。我低头看看自己满是泥土的手，又抬头看看远处，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好好读书，我不能一辈子只在这条路上走。

　　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那些顶着烈日推车的日子，那些被汗水模糊了视线的时光，那些在泥地里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像一颗颗种子，埋进我生命的土壤里。如今看到视频里那些卖瓜的少年，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汗水，我都懂。